1983年，对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来说，是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甘肃兰州顺利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推举季羡林先生为首任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正式成立，开启了敦煌吐鲁番学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学者以强烈的学术、文化自觉，积极投身到包罗宏富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之中，奋勇直追、发愤图强，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旧有状况，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崭新局面。敦煌吐鲁番学得以不断赓续发展，成为源于中国且实至名归的国际显学。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进宝，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40周年。当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是怎样的过程？

　　刘进宝：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研究状况深切激发了中国学者的民族情怀，客观上推动了敦煌学研究在中国走向深入，促使中国学者奋勇直追，更快地加强敦煌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同时，长期以来，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处于一个无序状态，主观上也需要一个学术团体予以组织和引导。

　　1981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在听取了当时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段文杰先生关于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同志说：“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时隔不久，教育部派人于1981年10月到甘肃调查了解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在随后编制的“六五计划”中，将敦煌学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教育部高教一司于1982年4月15日向教育部党组提交了《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其中第五项就明确提到“建立我国的敦煌学，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应该成立敦煌学会或研究会”。1983年5月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定于八月十五到二十日之间在兰州举行，会期十天”。

　　1983年8月15—22日，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194名代表云集兰州，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大会讨论通过了学会章程，决定聘请27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学会顾问，同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季羡林先生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先生为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如何推动了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发展？40年来，学会取得了哪些成就？

　　郑炳林：通过学会的组织引导，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加快敦煌资料的刊布。在学会组织下，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英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非佛教部分）》进行影印出版。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敦煌文献的陆续刊布，极大地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第二，全面开展敦煌文献研究整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策划并组织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这是中国敦煌学界第一次按照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大型学术丛书。第三，筹备设立了敦煌资料研究机构。为了整体推进敦煌学的研究工作，学会划拨经费在北京图书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设立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为中国敦煌学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四，为敦煌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后继人才。学会成立后，分别组织了两期敦煌学讲习班，很多敦煌学青年学者是讲习班培养出来的。在学会的支持下，包括兰州大学在内的一批敦煌学硕士、博士授予点陆续建立起来，形成了从硕士到博士后的一整套敦煌学培养体系。第五，积极加强与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的联系与交流。1983年之后，每隔两年都要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逐渐由国内学术会议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极大促进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与国外敦煌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敦煌者，中国学术伤心史也”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敦煌学40年来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对构建和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具有怎样的意义？

　　张元林：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敦煌学研究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属于中国敦煌学的初步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是中国敦煌学的蓬勃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的整理、归义军史、西北民族、丝绸之路历史等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全面发力，奋起直追。敦煌石窟的考古与艺术研究也成为这一阶段的一大亮点。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以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专门性的学术刊物相继创刊面世等，都是标志性的大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回归故里”是这一阶段成果的最集中体现。第三阶段，中国敦煌学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学者走出国门，一批20世纪80年代以来留学、访学欧美的中国学者逐渐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二是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更自信、更主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敦煌研究院先后参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等组织的“国际敦煌学项目”，由中国学者主导成立了国际敦煌学联络委员会等。三是研究视野进一步国际化，不再局限于“就敦煌说敦煌”，而是把敦煌学研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历史下进行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个“新问题”与“新潮流”正是当代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和新赛道，中国学者必须牢牢抓住这一学术引擎，乘势而上，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深入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进一步掌握和巩固中国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对话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现状如何，哪些方面需继续加强研究？

　　郑炳林：经过学术界40年的努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整体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从跟跑逐渐变为领跑，但目前很多领域我们仍不占优势，有些领域虽然研究成果很多，也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和期望。比如敦煌学文献缺乏一个总目，虽然有很多目录索引著作，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囊括整个七万余件敦煌文献的总目，学术界要了解敦煌文献整体状况仍然很困难。敦煌文献的刊布尽管有了法藏、英藏、俄藏、国家图书馆藏等敦煌文献，但是还有很多敦煌文献没有刊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影响了敦煌学的深入研究。

　　今后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对非汉文文献的研究，如藏文、粟特文、梵文文献研究；二是加强敦煌学与相邻学科的关联研究，如敦煌汉简、吐鲁番文书和西夏文献，敦煌文献与之记载时段衔接，内容接近，地域相连；三是敦煌学研究要“东进西出”，不仅要研究敦煌学，还要研究相邻地区的出土文献和石窟，只有比较才会有更大的学术突破；四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敦煌与西域的历史关系，敦煌是汉唐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汉唐经营西域的地方，不研究西域历史，敦煌的历史就很难说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有什么新的规划？如何进一步发挥学会的引领作用，实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取得更大发展？

　　刘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讲话精神为指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谋划学会和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工作：第一，继续以国际视野，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学术，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逐渐起到引领作用；第二，推动敦煌学与吐鲁番学比翼齐飞，进一步加快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研究高地建设；第三，重视和加强考古学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平衡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考古学与历史、文献、艺术等传统研究领域的学术布局，全面夯实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学术根基；第四，加强非汉文文献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力度，弥补学术研究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向未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如何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刘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应是以研究这两地为代表的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中外文明交流与交融所形成的诸多遗址、石窟、文献与文物的一门综合性学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郝春文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交叉性特征，作出了富有见地的学理阐释。目前，教育部的学科分类目录已将“交叉学科”列为一级学科，为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增长点。这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典型范例。

　　40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领域的学者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敦煌吐鲁番学的国际化属性，促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国外汉学、藏学、伊朗学、印度学、佛教学等权威专家同场交流切磋，不断提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话语权。同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要树立自己的国际学术品位、视野、意识和规范，这也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能够不断产出高质量、高水平学术成果的重要保障。

　　经过40年卓有成效的发展，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彻底实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一旧有局面的巨大改观。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定文化自信，葆有高度的学术自觉，继续发挥学术优势，不仅要敢于接手那些以往外国学者占据优势的研究领域，更要不断拓展新领域，设置新的研究议题，引领敦煌吐鲁番学的国际化发展，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做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传播者，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国际学术百花园中成为极富中国特色、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重要学术标志。更重要的是，要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敦煌吐鲁番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