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栏目将一部中国古代文章学经典的创作过程，搬上了戏剧表演的舞台。1500多年前，剧中主人公刘勰以其创作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浩瀚典籍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部有着“体大思精”之称的旷世巨著，以“文心”之名开创了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体系，时至今日，在世界文学理论大花园中依然灼灼其华。

　　“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剧中的刘勰与现代读者进行穿越古今的对话，背后是一代代“文心”传承者对经典的孜孜以求，铸就今天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成果之蔚为大观。

　　“文心”赓续 代有传承

　　秋阳杲杲，秋水迢迢。碧海蓝天，红瓦绿树。8月8日在青岛召开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七次年会，对全球“龙学”研究者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的到来是为了一次穿越时空的致敬，正是在40年前的同一天、同一个会场，他们从这里启航。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回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勃勃生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原会长詹福瑞感慨：“国运决定文运，文运关乎国运。”

　　1983年，经过一年的筹备，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宣告成立。参加成立大会者达120多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可谓盛况空前。学会的成立吹响了《文心雕龙》研究“集结号”，一门显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厚积薄发。同年8月23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的报道称，“近三十年来的‘龙学’工作，无论校注译释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戚良德考证，至少从那时开始，《文心雕龙》研究便有了“龙学”之称。

　　百余年来，自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为“龙学”研究奠定从传统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基础，《文心雕龙》研究专著已超过800种，专题论文超过万篇。此次论坛期间发布了国内外第一套“龙学”专题丛书，作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

　　四十载春华秋实，龙学会桃李芬芳。此次参会的近200位老中青三代学者肩负着赓续“龙学”文脉的重任。追思先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凡依然清晰记得与王元化先生等学会开拓者一同讨论的场景；当年以研究生身份参加学会成立大会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感佩“龙学”著名学者牟世金先生在会议期间对青年学子的关切。如今已入耆宿之年的他们，看着成长起来的“龙学”新生力量，倍感欣慰。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也有力推动了海内外“龙学”研究的交流，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教授海村惟一对40年来中日“龙学”交流的点滴往事如数家珍。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左东岭，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在致辞中深情回顾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创办和“龙学”研究发展历程，并对“龙学”在未来开创新局面提出期望。

　　回归《文心雕龙》本体研究

　　20世纪初期，黄侃将《文心雕龙》搬到北京大学的讲堂，这部经典的魅力由此从作为传统四部之学中的一本集部经典，进入现代学术的视野。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建中看来，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和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共同构成了20世纪“龙学”四大名著，奠定了重要的理论范式。

　　回顾《文心雕龙》百年来的学术实践与积累，左东岭认为，就其研究范围看，包括：针对《文心雕龙》的文献考辨、训诂注释等角度的本体研究，其中版本考辨、集注集释、范畴研究和文本翻译成果最为丰富；《文心雕龙》来源研究，如刘勰之知识构成、经学传统影响、诗骚辞赋经验等；《文心雕龙》学术史研究，《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交叉研究，《文心雕龙》与当代文学理论及创作关系研究等分支。

　　本次论坛的讨论代表了当前“龙学”各个分支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体现出向本体研究的回归，反映了与会学者对文本精读的重视。《文心雕龙》全书共10卷50篇，学界一般将该书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文勇对《原道》篇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诸多解释提出反思。他认为，联系其后“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此句中“德”字应以“品级”或者“位格”来解释。《原道》篇之后为《征圣》篇，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锋认为，后者篇中提出的“秀气成采”说，确立了以“天/地/人”三才合一为核心的“文学地理观”。这种“宇宙—地理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重要传统，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恢宏的胸襟与视野。

　　《文心雕龙》在文体论方面的卓越建树，不仅总结了文体规律，更反映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特质。詹福瑞对《文心雕龙·乐府》篇的研究表明，刘勰对“乐府”这种文体中的诗、乐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论阐发。也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诗文吟诵吟唱特征的考察，蒋凡现场以古典声律方式吟诵《文心雕龙·声律》篇，引发与会学者赞叹。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晶注意到，《文心雕龙》各篇之赞辞不仅具有文体的定型意义和创造功能，还提出了若干经典化的命题。中国美学命题的重要特性，在《文心雕龙》赞的命题中得到典型的体现。

　　学者们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研究则涉及《神思》《风骨》《情采》《比兴》等篇。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陶礼天在对齐气说与风骨论的关系进行辨析后，指出当时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以及纬学等对刘勰文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刘勰思想的多种渊源在《比兴》中也有所体现，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奇认为，从刘勰对诗人、辞人运用比兴的评析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祖述汉儒重讽喻的经学比兴观，一方面也能认识到辞赋用比的文学审美价值。

　　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谈到当代“龙学”的拓展，袁济喜认为，应以投射于《文学雕龙》全书的“文心说”研究为关键，目前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与急需推进的地方，由此衍生出相关的大学教学、中西互鉴与文化传播问题，应是今后“龙学”拓展的重要课题。

　　为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1983年，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的身份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有自己的特点，《文心雕龙》就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就在同年，牟世金先生发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是研究古代文论的首要任务》一文。可以说，我国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是建立在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学术自觉之上的。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龙学”研究较之20世纪的一百年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为系统、深化、全面。在戚良德看来，回归《文心雕龙》本体及产生、滋养它的中国文化本身，是当代“龙学”研究的鲜明趋势。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维樑对当前盲目崇奉西方文学理论的学术风气提出批评，他以《史传》《时序》《论说》《序志》为例分析《文心雕龙》对于现代写作与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

　　刘勰的文论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文心雕龙》与诸多古典文论经典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思想脉络之中，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华思想文化的民族特质。比如在刘勰等思想家身上体现出的对夏商周“三代”的情结，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夏静认为，在中华思想史上，“三代”是正统的象征。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循环阐释，“三代”情结及其对“黄金时代”的追忆已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史上“永恒的乡愁”。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树功则注意到，《文心雕龙》的“流调”说与《诗品》“气调”说本源自中国审美传统对“和”的追求，是受礼乐文化尤其是音乐艺术之“调”影响的产物，以“才调”论文的成熟是“文学自觉”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兴陆曾撰文对现代“龙学”理论基础提出反思。在论及传统文论价值时，他提出，传统文论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内容符合现代文论，而在于能为现代文论提供多少独特的思想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纠正现代文化与文学上的问题。这一评价引起不少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共鸣。左东岭也呼吁，在当今重建中国学术话语背景下，应该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参照，回归传统文章学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路径。其具体做法是，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者的基本功夫与研究基础，以体要范畴作为研究的基本门径与论述重点，以点面结合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学术规则。以此来承续中国传统文脉，建设中国文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