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文艺文化内蕴、史学意义及当代价值
康振海
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日报》前身《抗敌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阜平创刊。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后发展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从创刊到终刊，历时十余年，共出版2854期，发表了大量文艺作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文艺活动，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重要文献。
《晋察冀日报》刊发的文艺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集思想性、宣传性、文艺性、大众性、民族性、通俗性、时效性、革命性为一体，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边区文艺创作的杰出成就。共出版文艺副刊20余种，总期数达600余期；发表小说300余篇，诗歌400余首，散文、报告文学5000余篇，共800多万字；另有歌曲50余首，美术作品200余幅。
《晋察冀日报》文艺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质，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强烈的革命文化内蕴。重新审视、弘扬《晋察冀日报》文艺所拥有的文化品格，不仅具有文艺史意义，而且对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昂扬向上、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
《晋察冀日报》文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责任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生命价值取向，“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身”“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主义情怀。这些闪耀着辉煌人性光芒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在历史长河里，早已默无声息、潜移默化地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转化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几千年来渗透在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最终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审美观。这种民族精神的集体记忆，被抗战烽火再次唤醒，并内化为全民族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在《晋察冀日报》文艺中得到全面细微的诠释和彰显，所塑造的慷慨赴死、大公无私、侠肝义胆的英雄谱系及其所弘扬的高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义无反顾的家国情怀、杀身成仁的生命价值取向，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晋察冀日报》文艺在中国20世纪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在中国红色文艺发展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传承弘扬了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群众路线、群众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创作方向；将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文学”进一步发展为“大众的文学”，始终把群众作为创作主体、服务主体和参与主体，引领了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艺发展；充分体现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精神。其所表现的民族精神、革命品格、爱国情怀、英雄主义内容，所运用的民族化、大众化创作形式，为后来的红色文学所借鉴与传承，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山地回忆》《吴召儿》《平原烈火》《小兵张嘎》《苇塘纪事》《小英雄雨来》《好大娘》《我和小荣》《红旗谱》《战斗青春》《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作品把作者个体体验，通过文学升华，凝固成为永恒的中华民族英雄群体，凝固成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为中国文艺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整理、研究《晋察冀日报》文艺作品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有利于弘扬中国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晋察冀日报》文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和先进性，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创作和接受主体，充分运用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手法，生动书写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火热的战斗和生活，充分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精神的主体和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整理、研究《晋察冀日报》文艺作品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近年来，在学术研究、文化宣传、影视传播等领域，出现了红色文艺被淡化、弱化、娱乐化和消费化的错误倾向，造成有的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混乱，理想信念出现缺失，过分关心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过分贪图物质享受、降低精神追求。《晋察冀日报》文艺所蕴含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以及高尚的人性光辉，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震撼力、说服力，是陶冶情操、磨练意志，抵御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对人的侵蚀和异化的强大文化精神资源。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关于《晋察冀日报文艺作品及史料全编》的整理问题
关小彬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从《〈晋察冀日报〉终刊》一诗中的首联足见《晋察冀日报》在办刊的十余年中所经历的各种血与火的洗礼。在战火中诞生与成长的《晋察冀日报》，办刊条件十分艰苦，报纸的印刷、发行与保存都面临诸多困难。受制于各种不利条件，当时报纸的排印难臻美善；时至今日，报纸存量既少，多已不宜翻检。因此，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将《晋察冀日报》缩印出版。这个缩印本，自然存在与原报纸一样的页面残泐、文字污损等情况。为了方便读者对报纸中的文艺作品与史料进行利用，《晋察冀日报文艺作品及史料全编》（以下简称《全编》）的整理，以人民出版社的缩印本为底本，对其中的文艺作品及史料进行全文辑录、系统整理，力图提供一个既便于阅读，又较为可靠的本子。
就目前来看，现有对《晋察冀日报》中的文艺作品及史料较为系统的整理，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对《晋察冀日报》中刊载的文学作品进行编选，或是就某一专题的文艺作品进行全集的整理工作。例如，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选编的《文旗随战鼓——〈晋察冀日报文学作品选〉》较为集中地收录了部分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1938—1948〈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则专题收录整理《晋察冀日报》中的通讯类文艺作品。第二，为《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编制篇目索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抗战文艺研究室所编的《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中，就收录有春晓所辑的《抗敌报》与《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总目。王长华、崔志远主编《河北新文学大系·史料卷》中，也载有由宋佳辑录的《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篇目索引》。第三，对《晋察冀日报》中的文艺史料进行整理。在与晋察冀地区有关的文艺史料著作中，收录了部分刊载于《晋察冀日报》的相关资料。如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张学新编《晋察冀革命戏剧运动史料》、河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办公室编《晋察冀、晋冀鲁豫乡村文艺运动史料》等，都对《晋察冀日报》中的相关文艺史料进行了选编。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选编的《晋察冀日报社论选》中，也收录有部分《晋察冀日报》关于文艺方针政策的史料。第四，对部分文艺作品与史料的综合整理。如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色档案丛书编委会所编的《晋察冀日报文摘》，在“文化教育”部分集中收录了一些文艺史料，“英雄模范”部分则集中收录了一些通讯类的文学作品。
从上面的简要回溯中可以发现，目前已有的整理，无论是编目还是选录工作，都未能将《晋察冀日报》中的文艺作品及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把握。鉴于此，《全编》的整理，仍然值得期待。
与古籍整理相比，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还缺乏较为成熟有效的操作规范。同时，在整理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与古籍整理不尽相同。如文字使用方面，就非常明显。
自清末以至民国，汉字简化的呼声逐渐引发实效。民国时期对简体字与俗字的研究与讨论，最终导致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的产生。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小学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各省市县新闻行业，应由所在地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敕令在可能的范围内，采用部颁简体字进行排印。虽然这一方案最终被撤回，但是在以“面对广大群众，开展通俗的文化运动”为目标的晋察冀边区，简体字与俗字无疑更加适用于作为新闻业的《晋察冀日报》。因此，在《晋察冀日报》的文章中，简体字与俗字屡见不鲜，加大了整理的难度。
对于《晋察冀日报》而言，用字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由于晋察冀日报社生存环境的恶劣，“从一九三八年的反围攻接受教训，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研究精简装备问题……按照办‘老百姓’副刊在三千字内做文章的经验，工厂的工人同志和编辑部的同志共同商量，把战时的字盘改为三千字的字盘，编辑记者都限定要在三千字内写消息、作文章”（周明、陈春森《站在敌后对敌斗争的前线》）。仅有三千个字可供选择，这无疑对文章的作者是极大的挑战。即使作者写作时小心谨慎，用字超出这三千个字的范围也往往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得不采用通假的办法，甚至有时借字超出通假的范围，形成错别字，为整理带来困难。此外，《晋察冀日报》中还存在大量使用方言的问题，方言的借字情况也较为复杂。凡此种种，都给整理者带来极大的挑战。
标点问题也是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一个新问题。自五四时期新式标点诞生以来，虽然民国政府再三发布公文，规定标点符号的用法；当时的学术界也有几部专著和文章，对标点符号的用法进行讨论；但是，标点符号使用混乱的情况仍然存在，并与现行规范存在较大的差异。
针对这些问题，《全编》在整理过程中，除对明显的文字错误进行改正，繁体字、异体字依《通用规范字表》进行处理外，通假字、俗体字、古今字及人名地名用字等尽量不做改动；标点符号除必要时按现行规范进行处理，并改正错误外，也尽量保持原貌。
《全编》的整理，以类相从，按时间先后为序，条理清楚；每篇于标题之下，标明作者，并于文章之后注明刊（连）载的时间、是否副刊等情况，在方便阅读的同时，也便于研究者按图索骥，披检报纸原文。然而，即使《全编》的整理者倾尽全力，由于受到底本残损、工作量大、时间紧迫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整理者水平所限，失误之处必不能免。《全编》出版之后，敬祈读者指正为盼！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来自异域的抗敌呼声——外国文学研究
张川平
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国际友人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很多人不畏艰险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或亲赴前线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或撰写翔实的战地报道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这些来自异域的抗敌呼声成为《晋察冀日报》抗战大合唱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声部，它也是沟通中国抗战洪流汇入世界反法西斯大潮的重要渠道。
据统计，十余年间，《晋察冀日报》发表、译介外籍作者的文章或转载转译外国媒体的报道共计100多篇，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消息等多种形式，作者来自苏联、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加拿大、荷兰等不同国家，以苏联居多。这些文章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丰富多彩，观点鲜明犀利，风格庄重凝练，为战时条件简陋的报纸增添了几许令人耳目一新的色彩。《晋察冀日报》借此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打开了一个观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实时进程的窗口。同时，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真实面貌提供身临其境的鲜活报道，成为团结世界范围内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战斗的舆论纽带。
在这些文章中，国际友人发表的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等实地观感的报告是一大亮点。作者以亲切平实的文字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特别穿插了与中国军民交谈交往、守望相助、共同战斗的细节，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中国的抗战生活，字里行间回荡着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比如，井上晴雄的《我的感想》，Sheridan的《我在晋察冀边区的观感》，班威廉的《我怎样来到边区》《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观感》，罗·布士讲述、鲍威斯记录的《我从中国解放区回来》，爱泼斯坦的《我看到的陕甘宁边区》，林迈可的《晋察冀印象记》，斯坦因的《中国解放区的家庭生活》，布朗斯基的《“我在八路军的有力庇护下了！”》，密凯尔·开昂的《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等等。从这些题目中，即可看出作者亲力亲为、求真务实的写作风格。他们向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伟业蕴藏着巨大潜力，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强决心不可动摇！这也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者。
一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访问记和印象记，充分写出了被访对象的独特个性、爱国情怀及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爱泼斯坦的《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斯坦因的《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聂荣臻将军》《中国化的共产主义者》，白蒂·葛兰恒的《访陈毅将军》，纽约时报记者的通讯报道《延安群像》等文章，使读者领略到他们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卓越高效的领导艺术、独具光彩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国抗战事业得道多助、走向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
《晋察冀日报》特别关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情况，编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和时事报道，从中可以及时掌握世界大战力量对比变化的信息，总结借鉴苏联反侵略战争的具体经验。爱伦堡的《希特勒所最怕的是他的敌人们的团结》《作家的呼声》，加里宁《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莫斯科广播的《希特勒已成秋天的枯叶》，塔斯社通讯《活跃在德占领区的苏联游击队》《苏联敌后游击队点滴》等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另外，对苏联人民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宣传和弘扬，也是编译的一个着重点，一些文章令人印象深刻。诸如莫斯科广播的《捍卫苏维埃国土的红色英雄们》《苏联人民及红军的伟大的英勇精神》《宁死不屈》《我们建设了就要保卫它》《苏联英雄阿拉金兹的荣耀》《穿军服的姑娘》，苏联儿童集体创作的《伊加尔卡的孩子们》，维西尼斯基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真理报的《纪念雷斯科娃少校的殉职》，V.柯支夫尼可夫的《战争中辛苦的人》，等等。通过这些译介，一个个苏联英雄形象、英雄群体活灵活现地站在读者面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异国英雄的精神品格激励着中国军民磨练斗争意志，增强民族韧性，焕发昂扬斗志，汲取无穷力量，为打赢抗战这场持久战战斗到底。
不少日本作者也在《晋察冀日报》发出反战呼声，池田静子的《走向光明之路》，写到齐藤和西川两个日本士兵对所参与的侵略战争备感绝望、深恶痛绝，向八路军投诚。“他们在八路军里，接受了国际主义者的阶级友爱的慰籍，接受了恳切而又真挚的欢迎与待遇。”他们加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从此走向光明之路。小岛金之助的《岩崎一等兵的新生》的主人公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战的道路，像这样挣脱军国主义的束缚，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对侵略者反戈一击的日本兵不在少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9月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冈野进的《告日本国民书》。这篇万余字的长文，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号召日本国民奋起反抗，为“建立和平自由的日本”，为“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胜利而不懈斗争。这些文章的发表，印证了侵略者内部的不断分化及其力量的迅速削弱，使读者更加看清了法西斯反动腐朽的本质和注定灭亡的下场。
回首抗战的峥嵘岁月，《晋察冀日报》留下了太多珍贵的记录，上述来自异域的抗敌呼声，早已汇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呐喊，这历史的强音，穿越时空，久久回响，至今激荡着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灵。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文艺沃土 人才摇篮
向回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红色革命文献的优秀代表，为我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思想宣传、文艺传播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进程中具有开创意义。
中国红色文艺的缩影
《晋察冀日报》记录边区的革命文艺活动，刊发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多样，集思想性、文艺性、大众性、革命性于一体的文艺作品，全面展示了晋察冀文艺创作的辉煌成就，是晋察冀文艺研究重要的原始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该报共刊发各类文学作品3000余篇，其中诗歌430余首、小说180余篇、戏剧13篇，翻译作品百余篇，散文、报告文学2000余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特别是孙犁《爹娘留下琴和箫》《丈夫》、仓夷《纪念连》、康濯《平静的初春》、蔡其娇《雁翎队》、田间《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等，最后都成了作家的代表作。它们既接续了五四启蒙运动精神，又发展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街头剧、活报剧、街头诗、墙头小说等革命文艺形式，强调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政治与艺术结合的典范，代表了整风运动后文学发展的新范式，为此后解放区文艺引领了方向，夯实了基础。同时，出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舆论宣传需要，该报还大量刊登歌曲、版画、漫画等艺术作品，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军歌》，美术作品《没有土地的人们》等，都是广为流传的经典。
根据地建立以后，延安文艺工作团、西战团、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和文工团、华北人民文工团等专业文艺团队先后抵达晋察冀，开展乡艺与艺教工作；一些平、津的青年学生也纷纷来到边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迅速充实了晋察冀的革命文艺队伍。一些地方剧社、宣传队和文艺团体纷纷建立，边区的戏剧、音乐、文学、美术、舞蹈、曲艺、出版发行、艺术教育等革命文艺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
《晋察冀日报》既是当时新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也是新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与渠道。它记录了当时边区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活动，见证了边区新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谱写了晋察冀革命文艺史上的光辉一页。而作为党的喉舌，它又通过大量社论、评论，把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理论界的各种文艺论争及时传播给读者，见证了我党文艺政策的实施与调整，是研究我党文艺政策的重要文献。
《晋察冀日报》见证了燕赵大地抗击日寇的烽火狼烟，记录了燕赵儿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鲜活的文字，既是后来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亦是众多河北红色经典历史背景的真实记录。小英雄二小事迹经该报报道后，方冰、劫夫据之创作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地雷战英雄李勇事迹曾被该报连续报道，影响广泛。后来，邵子南即根据李勇事迹创作短篇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成了他的代表作。
最典型的还是徐光耀，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还只是一个爱好文艺创作的小青年，不仅有看《晋察冀日报》的习惯，还喜欢剪报以积累写作素材。其塑造的最为经典的人物形象“小兵张嘎”，即融入了魏巍《燕嘎子》、宫洁民《威震水乡的雁翎队》等通讯中的人物事迹。特别是《威震水乡的雁翎队》一文，很受徐光耀重视，故1949年他还专门两次约宫洁民采访雁翎队队长赵波，积累创作素材。可以说，《晋察冀日报》不只是河北文艺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是河北红色经典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文化人才的摇篮
《晋察冀日报》作为当时边区文化建设主阵地，不仅团结了大批作家、艺术家，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十余年间进出该报的1400余名老报人，在血与火的历练中不断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分赴各地，在新闻出版、思想宣传、高等教育、文化理论、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等各大战线殚精竭虑，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闻出版领域。如《解放军报》《文汇报》《工人日报》《文化报》《中国老年报》《时代青年》《八一杂志》等主要报刊杂志，北京、天津、广西、内蒙古、湖北、安徽、山西等省级党报，哈尔滨、石家庄等市级党报，以及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盲人出版社、外文出版社、邮电出版社、水电出版社等各类出版机构，都有该报老报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很多还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创始人，可见该报在新中国新闻出版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文学艺术领域。田间、孙犁、魏巍、王剑清、李肖白、丁玲、萧军、萧殷等，都曾先后在该报做过记者或编辑；马加、陈明、杨沫、杨朔、康濯、栗曼晴、王炜、马寒冰等，也都曾以记者或特约记者身份给报纸写过文章。其中，丁玲、马加、康濯、魏巍、孙犁、钱丹辉、萧殷等人不仅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还曾在各级作协或文联担任领导职务，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与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艺术领域，书法家舒同、导演杨洁、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蔡若虹、中国文艺广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柳荫，以及领导创办《小喇叭》《小叮当》《星星火炬》等少儿广播节目的郑佳、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等重大活动摄影采访工作并三赴抗美援朝前线摄影采访的吴群等，也都是该报老报人。
此外，知名学者冯兰瑞、秋浦等，也都曾在《晋察冀日报》战斗过。可以说，《晋察冀日报》为构建新中国文化蓝图培养了人才，积蓄了力量，是新中国文化人才的摇篮。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优秀而高贵的敌后抗战“影像”—— 小说研究
郑恩兵
《晋察冀日报》从1937年12月11日创刊，直至1938年10月7日刊登第一篇小说《祖国的孩子》。十余年间，小说发表不足200篇，30余万字，体量较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前期缺少成熟的小说创作队伍，二是残酷紧张的战况和繁重的政治宣传挤压了作者的创作时间，三是小说篇幅较长，不易在报刊发表。
然而，这些微量的被血与火淬炼的小说，内容丰盈而多彩，情感质朴而真实，语言自然而简洁，生动记录了令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代中的伟大、坚韧、不屈、质朴、美丽以及残酷与苦难，形象地书写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及抗日军民火热的战斗和生活，以文学的样式深刻阐释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商量救灾的办法》《为了春耕》《代耕》《李老大参加垦荒团》《要办春耕突击队》，以写实的笔触展示了被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解放了的根据地人民，热情高涨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的火热场景。《一个模范老太太》《模范夫妻》《她解放了》《选举票意见》《唐老二再不喝酒了》《离婚》，是根据地民主建设的真实写照，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了几千年的底层民众，第一次当家作主，第一次站在了历史的舞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众，潜意识中的家国情怀被激发、被点燃，从小我升华为大我，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保家卫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筑起一道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钢铁长城。
《有骨气的老太太》《刺刀下屹立的人群》《中国的母亲》《祖国的孩子》，表现了根据地人民面对残暴敌人的威逼利诱誓死不屈的精神品格。《镰刀也能反抗》《誓言死跟鬼子干到底》《张大嫂杀敌记》《张老头当游击队员》《参加八路军》《李海报仇》《麦田里捉汉奸》，反映了被唤醒的民众彻底摆脱懦弱怕事、委曲求全的羁绊，从心底迸发出火山喷发似的抗战火焰。《岗楼里的恐怖》《老祖母被饿死》《皇军的讨伐》，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嗜血，戳穿了日军的虚伪嘴脸，使广大民众擦亮了眼睛，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丑恶和毒辣，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增强了抗敌的决心。
《大闺女帮助游击队员》《风缝棉衣送前方》《张二嫂送夫参军》，以根据地被政权、族权、夫权压榨已久而获得解放的妇女为表现主体。她们呼吸着自由空气，彻底丢弃了怯懦、隐忍，勇敢地从生活的后台走到前台，从生活的配角成长为生活的主角，全身心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战中。她们与孙犁等作家笔下的水生嫂、吴召儿形成了一幅靓丽的中国妇女抗战群谱。
写实性是作品最为根本的特性，这是时代赋予的特色。因为它们不是供读者用来当作生活之余的消遣品，而是投向敌人的标枪，鼓舞民众的号角，燃起抗战激情的火药引。它们的创作者不是身居象牙塔中的闲士，而是冲在抗战一线的斗士，时时刻刻面对的是血淋淋的现实。他们没有赏花品月的闲心雅致，有的仅是对敌人的愤怒，对民众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政府和中华民族的忠诚。每天发生在他们身边无数的爱与情仇和可歌可泣的故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他们无需躲进小楼搜肠刮肚、苦思冥想，无需精致的虚构，仅需以艺术的形式把所见所闻真实地加以表现。从所谓的纯艺术视角审视，他们的作品也许是“简陋”而“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无疑是优秀而高贵的，因为充满了生命气息、人性的温暖和无尽的感动。
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他们的作者都来自于战斗、生产、生活的第一线，他们奔赴前线或走入田间地头，与普通士兵、普通群众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共同劳动，共同见证历史。长期的生活已把他们内化为战士或群众中的一员，思群众之所思，忧群众之所忧，乐群众之所乐，与根据地广大军民同呼吸、共患难、共命运。他们的作品带着泥土的气息、战火的硝烟味儿，这些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的作品势必被群众所接受、所热爱。
横截面式是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为了便于普通群众的阅读，多数作品不超过两千字。受篇幅的限制，作者从生活中截取一个典型场景，集中描写，以此凸显所表现的对象。《祖国的孩子》不足千字，作品的主体部分是12岁的小孩英子与日军的对话，没有景物描写和繁琐的叙述，但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小英雄形象在简洁明了的对话中跃然纸上。
小说的语言是大众化的语言。由于时间的缘故，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语言掌握得不够熟练，前期作品经常出现不符合人物身份的书面语。在《祖国的孩子》中，当鬼子以钱诱骗小英时，小英说：“我见过钱的，拿去！这龌龊东西，谁要！”龌龊一词显然不可能出自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小孩的口中，这种失真的言语无疑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削弱了作品的表现力。随着作家队伍进一步深入生活，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大众化的语言更加成熟，作品的表现力随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艺术水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
总之，《晋察冀日报》所刊发的小说是自然而简朴、真实而生动的，虽无宏大的架构、细密的叙事、甜腻的情感、华丽的辞藻，但不失优秀而高贵的品格。正如茅盾先生礼赞的挺立在华北平原上的北方白杨，“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质朴，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因为它们表现出了当时在巍巍太行山和广袤华北平原上的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诗歌为戈战场行——诗歌研究
马春香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日报》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诗歌发挥了重要作用。《晋察冀日报》共刊发诗歌420余首，诗歌理论文章20余篇。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刊发诗歌约240首，解放战争时期约180首。绝大多数为白话诗，只有十余首格律诗。
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而火热的战斗和生活，时刻激励着广大文艺工作者。他们运用诗歌的形式，把内心或炽热或悲愤或痛苦或坚定的情感及时表达出来，形成了晋察冀诗歌“鲜明的时代色彩、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饱满的战斗激情”（黄彩文《从偏执走向成熟——邵子南论》，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的整体风格。
其一，《晋察冀日报》诗歌题材全部来源于晋察冀军民的斗争生活：控诉日寇的暴行，歌颂战斗英雄，赞扬劳动模范，号召农民多开荒多打粮、军工多造手榴弹，宣传破坏铁路、开展交通战，鼓励上冬学识字班、讴歌民主生活，提倡妇女解放，赞扬儿童站岗放哨，批评懒汉、痛斥封建老顽固等，极富战斗性、现实性和鼓动性。
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恶数不胜数，令人发指。在晋察冀边区，像《疯妇人》中这样悲惨的母亲何止一位：“世间再没有痛苦与悲哀，比这疯了的妇人的重大而凄惨……不幸的女人，呵，可怜的母亲！这爱与恨的雷霆的一击，天地在她的面前变成了茫茫无边的黑色。”（《疯妇人》）
我们英勇的将士们，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保卫家乡的人民和土地：“即使英雄的白骨筑成高山，即使生命的血流汇成大海，即使你身旁的同志仆到在一边，我们还是要一样的勇敢，向前进攻！”（《向前进攻》）
面对牺牲，晋察冀的诗人们既沉痛又充满激情地讴歌每一位像李子文那样的勇士：“一个人的死是没有什么足以悲哀，尤其是一个革命者死在他的神圣的岗位上，然而朋友和同志哟，你的死震动我的心灵……别人都安全的撤退了，而你却以碎裂的肢体躺卧在山间，你以你自己的死救活了你的亲爱的同志……这是在战争中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的死法。”（《英雄的死之歌——纪念李子文同志》）
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涌现出众多感人的参军场景，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蔚然成风。有孩子以父亲当兵为荣的，如苏田《我的爸爸去当兵》；有弟弟妹妹送哥哥当兵的，如曼陀《送我哥哥去当兵》；更有全家齐上阵的，如史轮《全家打狼》。边区人民不仅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还热情地把仅有的食物捧出来慰劳战士们，如《韩老头慰劳八路军》《同志！这是点小意思》。
由于诗人们与边区群众一起生活，一起斗争，所以边区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入诗人的视野，形成诗作。如《上冬学》《开荒》《春耕》《麦收》《打铁》《挖防空洞》《纺棉曲》《农业生产热潮》等，还涌现出许多令人称道的劳动生产模范，如《吴满有》《农会主任赵老灵》等。
其二，《晋察冀日报》诗歌在形式方面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出现了街头诗、岩壁诗、枪杆诗、传单诗、故事诗、叙事诗、诗配画、民谣、歌谣、童谣、山歌等多种体裁形式，使晋察冀诗歌既能及时、充分地反映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风云，又为边区军民所喜闻乐见。
街头诗始于延安，却在晋察冀得到了蓬勃发展。街头诗把口号宣传的内容诗歌化，短小、精悍、明快，在打倒敌人、动员群众、慰劳战士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如田间《中国人不唱和调》：“敌人打不下去了，在鬼头鬼脑，拉我们唱和调；中国人呵，和调是不能唱的，不能上圈套”，言简意赅且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
杨朔说，在晋察冀“到处可以看到街头诗，这些诗采取短俏的形式，运用民谣的韵律，使用鲜活的民间语言，描写战争、反扫荡、民主政治、志愿义务兵，以及一切和战争相接的斗争生活”。（杨朔《敌后文化运动简报》，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5日）
晋察冀的街头诗除了书写或贴在街头、岩壁上，还写在纸上、武器上，这样就衍生出了传单诗和枪杆诗等新的样式。
短小的叙事诗，更能快捷地反映晋察冀军民的斗争生活，田间对此进行了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并称之为“小叙事诗”。小叙事诗往往以瞬间的形象和短暂的场景来突显人物的精神风貌。小叙事诗结构严谨，纪实性强，田间的《山中》《偶遇》都属于这一类。
故事诗也是晋察冀诗人和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创造。故事诗一般都有一定的故事情节，篇幅比较长，通过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的几件事描写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斗争故事，歌颂英雄模范人物，富于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受晋察冀人民的喜爱。如艾青的《吴满有》、孙犁的《大小麦粒》都是流传和影响较广的故事诗。
诗配画是一种富于时代特征的大众化的艺术创造。画有单幅的，也有多幅的。田间的《坚壁》就是一首配画诗。
其三，《晋察冀日报》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悲壮与崇高相辉映、粗犷与优美相交织的美学特征。
晋察冀的军民们用枪炮创造着新世界，诗人们则用真率质朴的笔讴歌时代、军队和人民。《晋察冀日报》的诗歌“充满火辣辣的热情，与活生生的现实”，（陈辉《十月的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诗人们以真挚强烈的爱国情感，在生活中汲取诗情，使晋察冀诗歌具有鲜明的战斗色彩和饱满的革命激情，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语言朴素明快。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文旗随战鼓 评论为人民——文艺理论批评研究
杨程
“文旗随战鼓”是《晋察冀日报》的办报宗旨，其刊发的文艺评论始终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党的文艺政策，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和文艺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晋察冀日报》中的文艺评论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主要包括文艺政策评论、文学评论、新闻评论、演出评论、美术评论、音乐评论等，共计300余篇，60余万字。
《晋察冀日报》文艺评论的发展流变与国内国际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主要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刊至抗战胜利，主要以《海燕》《晋察冀艺术》《文化界》等文艺性副刊为主阵地，重点是推广抗战文艺，统一思想、提振抗日信心。第二个阶段是抗战胜利后。主要以丁玲主编的《副刊》和萧军主编的《鲁迅学刊》等为主阵地，丁玲、萧军等知名作家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晋察冀日报》文艺评论的思想深度与人文内涵，文艺评论的创作和发表达到了高峰。
纵观整个《晋察冀日报》文艺评论，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其一是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及时关注并整肃根据地文艺思潮。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报纸等出版物中的文艺评论文章与党的文艺政策联系尤为紧密，首当其冲地承担起了宣传、鼓动和纠偏的作用。1938年到1940年，积极倡导文艺创作要和“抗战的中心任务打成一片”，“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引导晋察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晋察冀日报》突出了正反两方面的教材。正面以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讲话、权威社论打头阵，如1942年8月8日转载《解放日报》社论《报纸与新的文风》，鼓励新闻工作者“从丰富的群众生活中去掘发材料”“学习民众言语”；1942年8月13日刊登聂荣臻《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在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政治工作是掌握了艺术这一武器，拿这武器为战争服务”；9月26日再次转载《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强调党报要“成为党的喉舌，成为集体的宣传者与集体的组织者”。
其二是倡导文艺与群众相结合，发动群众积极投身抗战文化建设，讲真话、接地气，让普通军民主动参与到文艺评论的创作中来。晋察冀边区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为了让抗战文艺深入基层，晋察冀边区大力推广“街头诗”“街头剧”“田庄剧”“秧歌舞”“乡村剧运”等群众文艺运动，号召文艺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间地头。《晋察冀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街头诗》《关于街头剧》《谈谈街头剧》《行动性的墙头》《行动的街头诗与政治底煽动诗》《从“秧歌舞”谈旧形式》《关于“秧歌舞”种种》《田庄演出与开展乡村剧运》等文艺评论，不仅从理论出发阐述了发展群众文艺的指导思想、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从实践角度论述了通俗文艺创作和演出的具体方法、流程、注意事项等，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当时，参与文艺工作的除了一小部分专业的作家、演员外，更多的是普通群众，许多街头剧、田庄剧都以真人真事为蓝本，追求逼真性和代入感，甚至让群众集体创作或者自己扮演自己。演出之后，《晋察冀日报》及时邀请基层创作者和表演者分享创作过程与感想心得，这些创作谈大多短小精悍、语言朴实，如实反映了边区人民参与文艺活动的切身体会与真挚情感，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其三是积极开展对名家名作的评论、研究，重视典型作家和典型作品的导向与示范作用。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推广，需要树立典型，党的文艺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作家非高尔基和鲁迅莫属。《晋察冀日报》中介绍高尔基生平和文学成就的文章有10余篇，报纸前期重要的文艺性副刊《海燕》就得名于高尔基的散文名篇。鲁迅更是中国共产党树立的文化旗帜和标杆，关于鲁迅的文艺评论不下20篇，在副刊与专刊方面，则有《鲁迅逝世九周年专刊》和萧军主办的《鲁迅学刊》等。《晋察冀日报》对知名作家的阐释是有侧重点的，重在将名家的思想与时政需求及党的文艺路线相结合，比如评论和研究鲁迅的文章，着重突出了鲁迅思想中的民族性与战斗性。除了高尔基和鲁迅等“标杆”作家外，《晋察冀日报》对抗战时期来到根据地的知名作家和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进步作家也非常重视，刊登或转载了多篇郭沫若、茅盾、丁玲、萧军等人评论根据地文艺思潮或文艺作品的文章。较重要的有郭沫若的《走向人民文艺》《〈板话〉及其他》《谈解放区文艺》，茅盾的《关于〈李有才板话〉》《门外汉的感想》，丁玲的《从读者中来到读者中去》《谈大众文艺》，萧军的《平剧改造运动杂谈》等。这些名家名作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敌占区人民了解认识根据地文艺创作的一扇窗口，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除名家外，《晋察冀日报》也十分重视对晋察冀和陕甘宁边区优秀文艺作品的推介，有意识地组织了关于《王秀鸾》《戎冠秀》《穷人乐》《逼上梁山》《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作品的讨论。
《晋察冀日报》文艺评论从文章内容上看，既重视对宏观的党的文艺政策的宣传和把握，也重视对微观的个人创作感受、阅读体会的报道；从作者的构成上看，既有名家大家、党的领导人，也不乏普通官兵和群众；从文章体量上看，既有洋洋洒洒万余字的宏文，也有生动活泼二三百字的短论。《晋察冀日报》的文艺评论为后来的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留下了宝贵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办报实践中真正践行了文旗随战鼓、评论为人民。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艺术与历史的共振——戏剧研究
宋少净
在所有的文艺品类中，诞生于原始祭祀仪式、民间节日活动的戏剧最天然地拥有直面观众、鼓舞人心、潜移默化的功能。鉴于此，晋察冀解放区积极领导推动了乡村戏剧文艺活动，不但各个分区、军区均建有剧社，还成立边区文救会和边区剧协，举行过三届艺术节和多次戏剧会演，举办了多期乡村艺术训练班，设立鲁迅文艺奖。戏剧活动极为活跃，在艺术成就、作品数量和社会价值上都是当时晋察冀边区各文学艺术种类的翘楚。
《晋察冀日报》作为解放区最敏感和忠实的宣传者与记录者，从这项伟大的活动一开始就以消息、通讯、文艺评论的形式予以密切追踪。而对戏剧作品的刊录，局限于报纸的篇幅问题，面对数以千计的戏剧作品仅仅采用了13篇，却也相对完整地反映了晋察冀边区戏剧运动从兴起到高潮、从稚嫩到成熟的种种形态。
早期收录以短剧为主，艺术上比较稚嫩。载于1939年9月27日的《收破铜烂铁去》，以两人对话的形式，号召人民群众将破铜烂铁捐给政府，内容、形式均极为简单，只略具基本的宣传功能。1942年4月1日刊登沈重的《偷煤》，讲述伪军夜晚站岗时发现了日本随军妓女因供给缺乏而偷煤的故事，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穷途末路的到来，由于动作性语言以及戏剧环境的运用，戏剧水平有所提升。
选登高峰出现在1945年第四季度，总共刊登了七篇戏剧作品。这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晋察冀解放区戏剧创作走向成熟期后，取得的优秀成果。
1945年8月20日张家口解放，10月12—22日《晋察冀日报》集中刊登五篇戏剧作品，反映了张家口解放后紧张的敌我斗争形势，以及建立新秩序的过程，是真正的时事剧，实现了艺术与现实共振。
星光的《李甲长》通过展示长期把握地方行政的恶绅李甲长在发放赈济粮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揭露了旧官吏欺压穷人的手段。后以区长揭破他丑恶面目，并给以训诫，重新登记赈济粮，赢得百姓民心结束。
胡可的《枪》则表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把枪藏在家中，伺机反攻，被他的妻子和岳父发现，最后被派出所同志拿获的故事，反映了张家口刚解放时紧张的斗争形势，情节紧张，是艺术上的成功之作。
胡朋的《看看再说》表现了车夫张大丁一家用以往在旧政权旧武装手里讨生活的经验，要把身上穿的厚衣服刨坑埋起来。剧本结构设计精巧，婆媳二人一边收拾衣服，一边对新政权减租减息、发放赈济粮等消息将信将疑。中间又伏笔了儿子去开会，穿插了房东涨租和车老板涨车分，最后在区干部和儿子的共同作证下，张婆婆终于确认了共产党闹革命，穷人翻身了。整出戏矛盾设置合理，推进得当，饱含幽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韩塞的《墙头草》则展示了一个姓金的旧社会警察在得到新政权留用后，旧习气不改，一方面对街面上自己管理的商铺吃拿卡要，打击报复；一方面阿谀奉承，企图蒙蔽腐蚀我党干部，被群众和我党干部一起揭露了真面目。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了旧政权的腐朽和普通市民的受压迫之深。
流茄的《中秋佳话》描写了一位开店铺的小资产阶级在八路军进张家口以后因为思想顾虑而对我党我军持观望态度，在自己的友人以及参加八路军的侄女的帮助下，理解了我党对待工商资本阶级的政策，决定重新开张做生意的故事。
这批作品成熟完整，大量以贴近现实斗争的真人实事入戏，涉及张家口解放后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以及直接压迫他们的恶绅、劣警、流氓等各社会阶层，通过文艺形式的演出和宣传，形象地解答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疑问，充分发挥了戏剧的社会价值。
《晋察冀日报》对作品的刊录还注意来源的丰富性。苏联女作家李伏娃的剧作《两人》，描写一名德国间谍伪装成受伤落伍的苏军战士，企图潜伏并通过散布虚无的厌战思想来瓦解苏方军心；不料正好与被他冒充身份的战士在激战后的炮弹窟相逢，暴露了身份。整出戏气氛紧张，充满了冲突、巧合与翻转。新华铁工厂工友田百高的《觉悟的青年》是一部短短的三幕剧，讲的是八路军支援老百姓粮食，投敌的通译官在妈妈的感召下杀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虽然在艺术情节安排上尚有幼稚之处，但也反映了群众业余戏剧的开展成果。
1946年之后刊登的四篇作品主要体现了晋察冀戏剧在艺术探索上的成功。三部作品是乡村戏剧文艺活动的戏曲改良成果。《拜新年——春节文化娱乐材料》是一部秧歌戏，只把内容换成了拥军属、拜新年的内容。《劝夫从军》吸取民间小戏，全篇以唱为主，描写了进步妇女张凤兰劝解丈夫大山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故事。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集体创作的秧歌剧《王大娘参选》，在秧歌中加进了话剧、歌剧等要素，通过落后妇女王大娘的思想转变过程，反映了张家口解放后诸如妇女识字、选举参议员等事件，艺术成就较高。这些作品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在当地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中注入全新的内容，既是解放区戏剧的一部分，同时在秧歌、民间小调、舞蹈形式的采用上别具晋察冀地方特色。傅铎的《村落战》是一部完整单纯的话剧独幕剧，展现了纯熟的西方戏剧技巧，结合华北农村布景，立体而全面地表现了一场民兵与伪军之间的村落战，是一部“动作戏”“战争片”，显示了晋察冀艺术家学习西方戏剧技术已达胜境。
梳理《晋察冀日报》对戏剧作品的选录过程，不难发现尽管时间跨度长，刊登空间少，编者们仍表现出明确的编选准则，在配合政策宣传、贴近历史进程、探索艺术创新上做出了努力。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