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声明称，2019年7月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欧洲各国有关推动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执行主任曼斯·尼尔森（）发表了看法。

　　欧盟温室气体零排放任重道远

　　尼尔森表示，欧盟内部关于气候政策的辩论大多围绕个人行为和道德展开，这是行不通的。相反，欧盟需要采取大胆的政策、大规模动员和大手笔解决方案，迅速实现经济领域的脱碳。欧盟的战略议程必须使成员国能够将政策指针转向真正的零排放。

　　最近，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排放价格从每吨4—5欧元的惨淡水平攀升至更为合理的25—30欧元。在尼尔森看来，即便以这个速度，欧盟仍无法推动实现零排放所必须的大规模改革。2017年至2018年间，欧洲燃煤发电的碳排放量下降了9%，这几乎代表了迄今为止欧洲已实现的全部温室气体减排。相比之下，工业领域的碳排放量自2012年以来一直持平。对于这个现象，尼尔森认为不足为奇，因为欧盟大约90%的工业碳排放都是免费的。即使在修订后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市场方面的动力也不足以促使这个现象得到改观。

　　为了实现零排放，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和拉脱维亚在内的欧盟成员国组成了一个“碳中立联盟”。该联盟旨在推动在欧盟层面建立一个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法律框架，但它们尚未说服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更谈不上说服中欧和东欧大量使用燃煤的一些国家了。尼尔森认为，德国正在国家政策层面大力巩固其在欧盟太阳能发电领域的领军地位，但是德国的零排放目标目前正受到煤炭发电和传统燃油汽车产业的影响。没有德国的配合，欧盟的零排放目标不会有重大进展。

　　扭转欧盟气候政策

　　通过为工业部门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工业脱碳已被证明是可能的。例如，材料经济学领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50年，在消费者成本增加不到1%的情况下，将工业排放减少到净零排放是可能的。

　　但是，工业脱碳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给作为个体的企业带来了新的成本和风险。对许多企业而言，这些投资实际上相当于“将整个公司押注”。这意味着，除了每吨30欧元的碳排放价格外，还需要进行政策干预。为了实现零排放，欧盟未来的气候政策行动将需要集中在国家层面。

　　尼尔森建议，欧盟各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业政策框架，各国应当认识到跨部门系统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并利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解决问题。例如，在钢铁生产领域，用价格低廉、能量充足且可再生的电力系统替代化石燃料。此外，其他部门对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比如汽车燃料电池，也可在实现零排放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种转变不能仅靠钢铁工业或私营企业来实现。

　　在这一新的产业政策中，国家应成为创新体系的积极角色，勇于探索和承担风险，而不仅仅是修复失灵的市场。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政府可以成为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参与者。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里，欧盟各国政府也一直如此。

　　尼尔森认为，上述措施代表了发展范式的转变。在过去30年的市场范式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即担心政府效率低下以及市场受政治利益左右。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政府提供的价值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和提供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而由政府来干预或创建新市场是低效的。这种理念对于实现零排放来说是一种障碍，政府等公共部门采取行动的尝试往往因为与欧盟内部市场规则相冲突而被叫停。但气候挑战要求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同推动创新。

　　推动低碳经济的四个政策领域

　　尼尔森提出，为推动低碳经济的创新和解决方案的形成，未来几年有四个政策领域值得关注。

　　第一，简化审批。欧盟各国需要建立许可证和执照相关制度框架，以确保在工业设施、商业建筑、住房和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所有新的重大投资都符合履行《巴黎协定》的要求。需要简化气候智能型投资的审批程序，以免延误投资项目的实施。

　　第二，便利融资。通过承担企业在低碳投资中面临的部分金融风险，国家可以在零排放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贷款和股权的形式提供大量公共资金。政府与私人投资者签订长期合同、政府在公私合作中为私营部门提供便利等措施，也能有效减轻私人投资者面临的市场和政策风险。

　　第三，市场创新。各国需要为零排放解决方案进行市场创新，特别是通过公共采购手段。这既为开发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保护空间，也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脱碳产品和服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各国需要加大对实现零排放所需的关键低碳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在必要时为此贷款。例如，为电网建设、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和储存、氢供应链建设、公路和铁路电气化等项目提供更新颖的解决方案。

　　总之，尼尔森表示，只有雄心勃勃的公共政策和在政府引领下大刀阔斧的行动才能使欧盟走上低碳经济的道路。 （闫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