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设想了社会学想象力所应具有的三大维度——社会结构的维度、历史的维度以及个人历程的维度。其中，历史的维度要求我们“关注特定社会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变迁的动力，对于整体人性发展的意义，历史时期的由来和影响，形塑历史的特定方式为何”。但一直以来，在社会学中，除了社会结构的维度之外，历史的维度和个人历程的维度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如此操作的结局就是，我们既无视历史也忽略个人，仿佛这个世界只存在着冷冰冰、干巴巴的结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这种既不了解自身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不观照个体生命体验的研究方式，无法建构出既基础又深刻且鲜活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体系。

　　历史视角开拓认知社会组织新思路

　　具体到社会组织研究领域，这里同样存在着去历史化的倾向。回顾社会学界近二三十年来的社会组织研究可发现，学者多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着重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时代及社会变迁的视角开展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但对传统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研究却付之阙如——他们未能将之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并给予解读和解释。这是一个不为人所关注的学术盲区，不能不说是个缺憾。这种斩断历史的研究策略，一方面是受制于史料而难以将研究视线拉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研究力量尚不充分时更为专注地聚焦于紧迫的时代问题，从而对现时代的社会发育与国家发展做出更为直接的研判。

　　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首先是使人误以为社会组织至多只是近现代才出现的组织形态（历史学家们已经证明了这一判断的谬误），其次是忽视甚至否认了当代社会组织可能具有的历史性意涵，仅以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式马首是瞻，放弃了对社会组织本土起源的探寻。但随着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近年来的普遍发展和研究力量的持续增强，对于社会组织历史资料的挖掘积累日益丰沛。在此方面，历史学家贡献良多。他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旨趣从档案、报刊、文集、地方志等浩瀚文字中寻找传统中国诸种社会组织形态存在和演化的线索，汇集了古往今来大量民间组织的一手材料，并沿着各自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目标展开讨论分析。此外，人类学者所开展的田野调查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奇妙有趣的社会组织轶事。无疑，这些丰富的史料汇集和个案呈现为社会学对传统社会组织的介入和研究提供了可能。

　　进言之，引入历史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开拓认知社会组织的新思路，从而使我们跳出既有理论模式（尤其是西方经典理论）的思维限制，不必在早已划定的问题意识域中兜转徘徊。正所谓“非历史无创新”，现在也许是时候将目光投向社会组织自身的历史了。

　　将历史维度真正引入社会组织研究

　　对于如何将历史的维度真正引入社会组织研究则还需费一番周折，而非简单地将社会学之研究方法应用于相关历史资料。笔者认为，从以下几点予以着力或许可能真正贯彻之。

　　首先，从理论意识层面而言，我们需要树立和增强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这“不仅是为认清社会的演变是路径依赖的，而且也是为揭橥历史演变存在的另外的可能性”。所谓社会的演变是路径依赖的，也即是说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斩断它自身的历史。历史的惯性必定深度蕴含于其每一步的演变之中，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更新的历史。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所从事的乃是一种研究“作为历史的现在”的工作。而作为社会之一部分的社会组织必然也遵循此种路径依赖的规律。因此，当前在我们谈论与社会组织有关的论题时需要秉持一种历史意识而非断裂地将之视作特定时代的结构性产物，如此方能多角度、全方位地把握社会组织的来龙去脉，使此领域能够超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下主义的氛围”，从而取得实质性的研究进展。

　　其次，从具体研究策略上看，以机制分析为研究取向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内目前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已经在宏大叙事理论层面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主张，但这种具有规划性和方向性的研判在落实到中观和微观层面时，却面临着“难以洞穿实践中的诸多现实挑战和困境”的尴尬和瓶颈。而要破解这种困境，则需要我们突破宏大概念体系的包围，以机制分析为中心厘清社会组织背后更为复杂的生成机理。所谓机制分析是指“通过系统的思路或过程的思路来考察一个现象或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看它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另一种逻辑那里去，或从哪个点出发逐步过渡到其他的方向上去”。而以机制分析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需要我们梳理和提炼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具体社会情境条件（其中必然涵括了时间的因素），挖掘其中存在的复杂动态关联逻辑。这些具体的情境条件包括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意识条件、客观物质条件、能动机会条件以及组织基础条件等。只有通过挖掘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机理，我们才可能建构出一套有关社会组织的中观层面的理论。

　　最后，从理论愿景来看，回到历史或将历史的维度带进社会组织研究，既可以拓展研究视野，以“博古而通今”的策略转换跳出“以西观我”的理论窠臼，从而有可能建构一套基于中国史实和现实的本土化社会组织理论体系；也可以增进自我理解，洞悉未来局势，以源自历史的智识指导当下的实践行动。同时也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事实和理论框架的桎梏，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而非理所当然地将之置于西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套路下以一种反向求证的思路来审视它。唯其如此，我们或许才能充分贴近中国社会组织的原初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从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来龙去脉及结构性处境，并对它的未来之路有所筹划。当下，社会力量的组织化发展虽然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与其潜力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和限制上予以解读和解释，但必须明了的是此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与结构化却并非当今时代的发明创造，乃是由于社会组织所内嵌的世界图景、机会结构、可获资源以及组织韧性的历史惯性所致，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在放眼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民主化进程推进的“盛况”时，我们所应做的不是临渊羡鱼，亦步亦趋，而是退回到中国社会的大传统之中寻找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可行路径，因势利导，使之沿着健康良性的轨道持续发展。

　　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跨界融合：一次必要的研究转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学者开始呼吁将历史的维度和取向带入社会学研究，他们或从学理的角度或引具体研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历史本身之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而在此之前的学科分工中，社会学学者总是倾向于认为，社会学应着眼于当下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理论解答和对策建议——这也是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之时的学科承诺，而钻进故纸堆“寻宝”则应是历史学的分内工作。

　　现在看来，这种学科层面的“地盘划分”已经成为一种刻板且落伍的思维定式。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社会学，社会学则是关于现在的历史学”，而当我们回到历史，寻觅和探访古老的经验故事时，我们必定会获得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启示。

　　由是观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跨界融合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学术风尚，更是一次必要的研究转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研究”（14CSH075）、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自组学科“政治与社会关系互动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培育学科“组织社会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