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以使用青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时代，19世纪前期由北欧学者提出，介于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初，就开始使用这个重要概念，但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时间、特征等诸多基本问题至今众说纷纭。

　　从亚欧视野看中国青铜时代

　　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安特生将“甘肃之远古时代”分为六期，他认为辛店、寺洼、沙井这后三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初期。1945年，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提出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1963年，郭宝钧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中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在“殷商前期”。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教材，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也持同样观点。1984年，李先登则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现在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和亚欧大陆西部都存在青铜时代，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始于二里头文化。由于测年研究的变化，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大幅后移，使得多数人认可的中国青铜时代的上限，相应由原先的约距今4000年后移到距今3800年左右。

　　就现有考古资料看，西亚和东南欧地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器和青铜器的地区，1万多年以前已经出现自然铜锻打的铜器，7000年前开始冶炼纯铜，6000多年前能够制造青铜器，5000多年前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临潼姜寨等地最早铜器出现于距今6000多年前，东乡林家最早青铜刀的出现不足5000年，都明显晚于西方，并且都有受到西方影响而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青铜时代的出现晚于西方，只是是否晚到距今3000多年，有没有可能早到4000多年前或者龙山时代，应当根据日益增多的考古资料如实分析。

　　中国青铜时代开始的考古学证据

　　西方青铜文化向东传播，理应先到达中国新疆，再经过甘青等地传播到中原。北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早到距今4500年，在属于这个文化的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布尔津县阔帕尔等地墓葬中，出土了镞、刀、剑等铜器，以及铸造铲、刀、锥等的石范，可惜铜器均未经科技检测。但在叶尼塞河中游同时期且面貌近似的奥库涅夫文化中，出土了不少类似的锡青铜器，因此推测切木尔切克文化也有青铜器。切木尔切克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是考古学家的共识。距今4000年左右，在东疆地区东西交汇而形成天山北路文化，出土了大量锡青铜和砷青铜器，更是属于青铜时代文化无疑。

　　黄河流域发现不少龙山时代后期的青铜器及其冶铸遗存，可早到距今4200年左右。甘青地区，在甘肃永登蒋家坪、酒泉照壁滩和高苜蓿地等地，发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刀、锥等铜器；在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发现马厂类型晚期的锥、环、泡等铜器，以及炉壁残块、鼓风管、镜范、矿石和炉渣等冶铸遗存；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青海互助金禅口、同德宗日等齐家文化中期遗存中，发现刀、锥、指环、耳环、泡等铜器。这些铜器中既有红铜，也有砷青铜和锡青铜。陕北地区，在神木石峁遗址发现老虎山文化晚期的刀、锥、镞、齿环等铜器和刀范。中原地区，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陶寺晚期文化的铃、容器残片、齿环、环等铜器，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铜容器残片、刀等铜器，在河南汝州煤山、郑州牛砦等遗址发现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附有铜渣的炼铜坩埚片。这些铜器中明确属于青铜器的，有陶寺和王城岗的铜容器残片、陶寺的齿轮状铜环等。此外，在属于肖家屋脊文化的湖北天门罗家柏岭、阳新大路铺等遗址发现铜器残片，不排除有的属于青铜器，而且很有可能就是由于“禹伐三苗”事件而从中原传入。总起来看，无论是新疆还是黄河流域，距今4000多年前均已进入青铜时代，只是新疆开始得更早。

　　中国青铜时代的分期和分区

　　中国青铜时代大致距今4500—3000年，可分为青铜时代早期、中期、晚期。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4500—3800年，包括新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古墓沟—小河文化，黄河、长江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中期、老虎山文化后期、陶寺晚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期、肖家屋脊文化等。在这些文化中发现锡青铜和砷青铜，与红铜共存。其中黄河、长江流域进入青铜时代是在距今4200年左右，基本已到夏王朝建立前后。青铜时代中期距今约3800—3400年，包括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切木尔切克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古墓沟—小河文化的晚期，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等。大体相当于夏代晚期，各地铜器已经变为以青铜器为主。青铜时代晚期距今约3400—3000年，包括新疆的吉仁台沟口文化、焉不拉克文化早期、苏贝希文化早期等。大体相当于商代，黄河、长江流域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在新疆哈密焉不拉克、鄯善洋海和甘肃临潭磨沟等多地发现距今3000年左右的人工块炼铁（海绵铁），表明当时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中国的青铜时代虽然包括诸多考古学文化，但从冶铸技术和铜器风格上，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技术系统，或者两大分布区。第一个是以两合石范铸造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铜器的技术系统，分布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也同样见于亚欧草原，直接源于西方。第二个是以复合泥范铸造铜容器的技术系统，属于中原地区夏王朝建立前后的发明，从商代开始扩展到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广大地区。陶寺、王城岗等遗址龙山后期铜容器的发现，暗示夏禹或夏启铸九鼎的传说很可能有史实依据。源自西方的铸造武器、工具的青铜器技术，到中原则转变为铸造礼器以物化社会秩序的技术，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大特色。

　　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

　　青铜时代作为一个考古学上的大时代，当然不仅是有了青铜器，更重要的是当时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距今5000多年西亚进入青铜时代，也就同时诞生了苏美尔文明，迈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中国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前的5000多年前，早已形成了南佐和良渚等超大型中心聚落所代表的中华文明，青铜时代和文明形成并不同步。但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之时，尤其是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进入青铜时代之时，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革，我曾将这种显著的变革现象称之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技术方面的变革，表现为在青铜技术快速普及的同时，陶器制作技术盛极而衰。龙山时代的一大特色就是轮制黑灰陶技术曾一度臻于极盛，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黑陶觚，都是轮制陶器技术臻于极盛的产物。距今4000年左右进入龙山文化后期，轮制技术逐渐衰落，至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时期跌至低谷。作为晚期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基本都是手制，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虽仍有轮制，但也远比龙山陶器厚重粗糙。究其原因，或许与青铜技术传入后手工业技术的重点转移有关，社会上层可能更愿意用青铜器而非陶器来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

　　经济方面的变革，指的是畜牧经济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新疆青铜时代固然基本是畜牧经济或者半农半牧经济，即便是河西走廊东部及其以东之前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晚期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当中，此时也转变为半农半牧经济。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了约30万头羊的骨骼，可见畜牧业对支持发达的石峁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此外，此时旱作农业向南扩张，尤其是源自西方的小麦种植范围明显扩大。

　　文化格局方面的变革，指此时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南下晋南等地，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南下江汉两湖之地，豫东皖北的造律台文化南下江淮江浙等地，这些文化的南下必然伴随着人群的南下和大规模战争，从而导致距今4000多年中国文化和人群分布格局发生巨变和重新整合。

　　社会形态方面的变化，是指距今4000多年建立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夏王朝，出现了号令“天下”的王权，已由“古国”阶段跨入“王国”阶段，由早期文明社会发展为成熟文明社会，之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晚期夏王朝阶段。

　　距今4000多年恰好是全球性的“小冰期”，东亚季风区气候显著干冷，中国青铜时代的形成应当与这样一个气候背景密切相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