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社会学界在系统总结40多年来学科发展历程、成就、局限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总书记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进一步凝聚共识，通过具体、有实质意涵的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
从社会学本土化到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
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问题，自严复以来的历代学人都在认识论、方法论乃至本体论层面有诸多讨论，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相比“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学”因内蕴着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并凸显时代性，而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学科建构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学”是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继承和超越。
在实践探索、理论深化和话语选择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出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认识，也伴随着时代发展和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拓展。自20世纪3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人提出“社会学本土化”，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理路日益明晰，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燕京学派为代表的本土化阶段，主要任务是用中国社会的经验，编写中国的社会科学教材，考虑的是如何开展系统、整体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研究，因此理论和方法的本土转化是首要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学科重建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社会学取得长足发展，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转译，开始思考学科的自主性问题。郑杭生自20世纪90年代即明确提出将“世界眼光、本土特质”的“中国特色社会学”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目标。陆学艺则从时空条件、特殊任务、目标和策略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构建可能，并通过对中国农村问题及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的调查研究探索实现路径。
第三阶段是步入新世纪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伴随对“本土化”争议的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学”进入社会学主流语境。李培林、宋林飞、李强、李友梅、陈光金等历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都在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意义上，进一步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性、紧迫性，并提出方案和设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学人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社会学者也尝试在更具体的讨论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思路。如洪大用分析了“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的差异，认为“如果说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议题带有某种居于守势的自我辩护色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则具有更为积极、开放的进取姿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要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陈心想则基于社会学美国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界进一步凝聚共识，从问题、方法和理论三个层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
基于经验研究 提出中国问题
以社会学特有的方式回应时代问题，是学科自创建起就负有的使命。2020年，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解释中国社会巨大变迁、推动理论创新方面，社会学界有如下重要努力。
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发展问题，学界在总结脱贫经验的基础上，聚焦当前农村问题，探讨乡村发展的持续动力。李小云认为，扶贫过程在总体上是政治对行政的融合与形塑、乡村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以及总体上国家与社会的整合。这是脱贫攻坚政策和措施得以贯彻落实的制度性基础，也是中国减贫不断取得进展的根本性机制。叶敬忠指出，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强大意愿和坚定决心形成了脱贫攻坚的政治保证，使得国家有能力积极统筹开展有效的扶贫工作。国家强大的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王晓毅强调，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朱冬亮提醒重视农地关系，并指出“三权分置”制度实践显现出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实践地位强化而农户承包权主体实践地位弱化的新演变态势。王春光强调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认为乡村建设在价值引领、制度和政策改革及创新、村民主体性自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复杂关联，只有三者之间达成良性循环，乡村建设才可能取得明显进展和成功。贺雪峰则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以对城乡关系的正确理解为前提。当前时期农村政策主要是保底即应对城市和市场所无力应对的各种乡村问题，要让农村发挥好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关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问题，学界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围绕治理机制、模式等的讨论富有启发性。周飞舟、谭明智注意到运动式治理中的“责任到人”机制。其中，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呈现出生动而复杂的运作形态，形成一种“自我要求”的氛围和导向，从而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治理。张文宏认为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应超越仅从经济层面测量相对贫困的弊端，并从农村绝对贫困治理向城乡协调的绝对与相对贫困综合治理转变。冯仕政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任务是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成伯清指出，目前的社会治理难以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造成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加关注市域社会治理。张翼则聚焦社区治理问题，强调在组织化和秩序化的同时，较好平衡“他治”与“自治”力量，培植“社会协同”和“民主协调”参与渠道，尽快建成“社区办社会”的治理格局，建设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
此外，中国疫情防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促发学界对治理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李培林认为，从“管用”和“有效”措施看，各类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均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各种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传统和现代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社会治理的四点经验非常重要：快速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严格防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共识；科学、动态的基层社区治理分级防控体制；数字社区网络和服务网络发挥重要作用。田毅鹏指出，以基层街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区网格化治理凭借其基础性和覆盖性等优势，在抗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何雪松基于疫情防控的举国体制，围绕“行动者网络”核心概念对社区治理提出若干思考，并认为需促进社区治理的转型升级，强化社区韧性，以应对各类挑战和危机。王宁从危机治理的议程转换角度指出，应该让治理优势不但在危机扩大以后的治理上显现出来，而且也在危机的预防和危机的早期剿灭上显现出来。文军提醒，当前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程度正在日益累积，用“弹性治理”的方式来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应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社会选择。王思斌则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的优势。
社会风险意识与公共安全问题，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引发学界热议。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实践，陈光金认为，化解社会风险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要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权责制度化，加快整合应急管理体系，实现纵向管理指挥通畅有效、横向协调合作迅速有序，完善应急管理全民参与格局，加强对应急管理的科学研究。宋林飞强调，须完善国家公共卫生风险预警应急管理原则体系，构建包括人民健康、民众情绪、经济影响、政治影响、公共安全、国际合作等指标在内的国家公共卫生风险预警应急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龚维斌重点分析党对应急管理的结构性介入，指出中国应急管理模式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模式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十分有效，但成本代价很大，应统筹完善常规应急管理体系与非常规应急管理体系。王俊秀、周迎男、刘晓柳指出，风险信息、信任、信心以及风险认知和情绪体验等是风险共同体建构中的重要变量。疫情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官方信息源信任对疫情防控信心产生影响，疫情防控信心进一步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人们的情绪体验。颜烨认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存在行为规范、社会结构、风险社会（社会系统）三种范式，并结合行动—结构、政府—社会关系视角，基于灾变场景提出构建“应急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可能。韩雪尝试从个体、社区、行政组织、媒体等社会层次对灾难事件进行社会学解剖。灾难人类学研究也将视野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风险及其抵御机制，如张原、汤芸探讨了位于川藏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如何在长期与灾害共处中，形成了一套应对灾难、自我修复的社会心理机制。
在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议题下，生育政策、少子老龄化、人口负增长、人口迁移等问题持续引发关注。郭志刚指出，以往40多年关于生育政策方面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及达成手段所存在的重大分歧。应重视少子老龄化趋势，尽早明确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顾宝昌强调，中国人口态势已经出现历史性转折，低生育水平将长期持续，中国人口的负增长惯性开始显现，这一长期性和全局性现象急需战略关注。段成荣认为，我国经历了并还在经历着从很少迁移的“乡土中国”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的转变，在坚持既有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的同时，相关的文化建设要从与乡土中国相适应的“静文化”逐步向与迁徙中国相适应的“动文化”转变。
对策导向的问题意识在社会学界一直是主流，但也要警惕由此失去对“惊诧”意义上的问题的敏感。作为立足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着力于通过以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为代表的经验研究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推进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经验的理论总结。社会学所主张的经验研究强调将研究对象视为鲜活而整全的经验体。这一经验体由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编织而成，就此而言，中国社会学研究最朴素的任务就是发掘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逻辑，在古今中西的社会发展历程和思想脉络中，解释其背后隐藏的道理。社会学研究一再强调的经验感，也正是要在对生活（史）中的“恒常”和经典理论的双重敬畏中培育出来。
当以社会学强调的经验 “质感”来审视2020年的研究成果，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付伟描述了茶叶经营过程中的家庭经营和市场网络，论述了农业的技术细节和交往细节如何塑造了这一经营组织形态。交往细节具有费孝通所提出的“意会”的意涵，通过对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的分析，可以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努力结合起来。林叶以某市下层大家庭的征迁纠纷为个案，“深描”了“货币化征迁”如何打破既有分家格局，迫使“再分家”发生的过程，并洞见到“家”在该过程中的逆向行动，指出“货币化征迁”实则为一个伦理政治过程。杜月则尝试用生命史的研究方法串联起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对三类都市陌生人的研究，揭示出：对这些都市中的陌生人来说，乡土和家族远不是束缚，而是适应新环境的基础。由此展现了跨文化比较视角对于贯通中西社会学理论框架、丰富对社会事实的解释的重要意义。
推进“历史转向” 探索中国方法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优秀学者间能形成基本共识的是，方法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能否用合适的方法（视角）识别研究对象并呈现对现实问题相对丰富的解释链条。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可以明确看到计算社会学的兴起。在2020年第五届全国大数据与社会计算学术会议上，罗家德等与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复杂系统、动态网络等将成为社会科学新的理论增长点，可借助新的信息基础设施，探索建立新的社会计算研究方法，架构未来智能社会。韩军徽、张钺、李正风认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为社会研究带来的机遇，既体现在研究数据与方法层面，也反映在研究者构成、研究的组织方式以及知识的评价标准等层面。计算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局限在于，其所利用的数据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表征仍然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同时存在计算工具和计算过程黑箱化的倾向，这都导致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往往缺乏鲁棒性。乔天宇、邱泽奇指出，伴随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与复杂性的关联更加密切，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陈云松、吴晓刚、胡安宁等认为，利用机器学习实现社会预测，是中国社会学特别是计算社会学引领国际前沿的重要契机。
在方法使用和数据创新方面，周雪光等从人事制度视角对党政关系的解读，不但在研究发现上富有启发，而且以其方法上化繁就简的做法，向学界提示了方法并不重在精巧、复杂，而在于“适合”这一治学方向。赵鼎新认为社会学机制分析法的弱点表现为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紧张、结构/机制解释与行动者解释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分析与演绎性机制分析之间的紧张等，需要通过“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予以补救。高明华率先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的伤残权重评估结果，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中的健康状况赋予伤残权重，并以伤残损失生命年（YLDs）为量化指标，评估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健康的预测作用。毕向阳、李沫基于网络采集的养老机构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使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养老资源的分布模式进行了研究，在方法和数据使用上都有创新。
正如费孝通所言，社会学终究是研究人、是“我看人看我”的学问。正是出于对只见“均值”不见“人”、过于追求方法的精致明晰和标准化而忽略现实的复杂性、问题的弥漫性等“方法主义”的警惕，社会学界近年来发起了“历史转向”的努力。这一转向的着力点在于返回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中重新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并将这种想象力应用在中国研究中，通过挖掘古今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深入地理解现实，呈现“关于现在的历史”。对历史感的强调，实则是主张将对人的理解放到有历史维度的意义结构中，深入实践，探索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中国田野方法。
历史维度下的社会学研究在近年的持续推进中日益成熟，成果丰硕。周飞舟认为，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视角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就需要对关系中的个人进行针对行动伦理的分析，重视“将心比心”的伦理机制。简单地将“关系”视为工具性的结构或者“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以“利益—权力”的技术分析替代了真正的社会研究。成伯清则聚焦儒家文明的伦理体系，勾勒了儒家文明从自我技术到权力技术的演进与嬗递过程，并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究竟何以“安身立命”予以回应。应星、孟庆延等从党史的社会学研究角度，追溯中国国家核心政治思想的来源与制度化的机制，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程”这一总体问题意识之下围绕关键个案展开深入研究。周晓虹带领团队开展“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并提出作为集体记忆的个人“既视感”概念，分析背后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孙立平等运用口述史资料收集的方式研究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以来，口述史方法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再启程。肖瑛则由对古今中外各种“家庭隐喻”的梳理出发，论证了“家”为何以及如何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理论建构的切入点。这种理论建构以人类最普遍的共同心性为基础，不仅为理解中国，也为文明比较研究和社会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在文明互鉴中培育中国理论
西方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不适应性，为大家公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刘少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名义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学术地位、历史发展和广泛影响，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进和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应当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龚维斌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源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应当坚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坚持从实求知、脚踏实地的学术风格，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学术胸怀。亦有一些研究为厘清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资源提供了重要参考。如李哲罕指出，只有通过“社会学启蒙对早期启蒙的批判”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及其变革背景。邹诗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自觉批判黑格尔的观念论及其国家法哲学、启蒙自由主义及其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结果，是唯物史观及其历史进步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上的拓展。
在对西方思想资源的汲取方面，以韦伯逝世百年纪念为契机，李猛、何蓉、肖瑛、王小章、田耕、孙飞宇、王楠、陈涛、张巍卓、李荣山、熊跃根、蔡博方等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韦伯研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韦伯研究侧重于从文明比较的角度去把握其思想，关注其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及儒家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么当下的韦伯研究则更侧重和而不同的比较，一方面着眼于官僚制、部长制、政党制等制度形成和民族、宗教、社会政策、家庭等问题，深入把握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另一方面则秉持讲明中国道理的立场，或从家国关联等视角反观西方的历史进程，或从儒家“理性主义”和中国古代城市等角度与韦伯展开对话，阐发中国社会理论范畴的世界意义。在“葛兰言的学术世界”系列论坛上，王铭铭、宗树人、王利平、汲喆等学者就葛兰言的学术遗产深入研讨。王铭铭指出，有学者批评葛兰言将中国“特殊化”，其实，葛兰言本人怀有破除普遍/特殊对立观的追求，他致力于钻进特殊案例的内部，把握其流变规律，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特殊化”，而是为了以“特殊化”为方法，获得一般化的知识。葛兰言开创了以语文学和历史学为中心的中国学向以社会学为中心的中国学的转变。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涂尔干文集》于2020年问世，是国际上第一套系统收集、整理涂尔干文稿的文集，并因由研究者组织翻译且按研究成果分类，对中文世界的学者系统研究涂尔干思想有重要文献价值。
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景天魁从荀子“群学”思想出发，探索社会学的本土起源，认为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与此同时，民国老一辈社会学人的思想资源也被充分重视，涌现了一批学术史研究成果。2020年是费孝通、林耀华和瞿同祖先生诞辰100周年，学界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李友梅、麻国庆、王铭铭、周飞舟、丁元竹、刘能、杨清媚、刘亚秋、纳日碧力戈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富有深意。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燕京学派与中国社会学”会议上，渠敬东指出，燕京学派学问的基础，是从家乡做起，这是中国的文化所致，人与学问，情理并进，值得敬佩。但燕京学派整体上对中国文明的关注和讨论还不够，要结合同时代史语所的学者们、潘光旦与费孝通晚年对文明自觉的思考，有更多的反思。陆远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家个人经历和社会学学科变迁发展历史进程的书写以及周晓虹对1979—2019年间40位社会学者的口述史整理，都对学科发展意义重大。
以中国传统经史思想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经典理论对话，或者从经史传统中生成中国社会理论，成为新的研究动向。如梁永佳借助《老子》的“贵货”和“不积”概念，重新解读美拉尼西亚的库拉交易；赵丙祥基于华北丧礼簿的微观分析，指出宗族仪式团体的形成依赖于亲属关系的网络化机制及其运作过程；吴柳财则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
此外，金融社会学、劳工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研究亦有重要推进。金融社会学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向静林、艾云提炼了地方金融治理的三个维度，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三个维度之间进行治理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衍生后果。刘长喜、桂勇、于沁则构建了一个金融化与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力图揭示金融对国家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和独特效应。符平、杨典主编《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及李国武主编《金融与社会（第一辑）》的出版也标志着金融社会学领域的思考日益走向成熟。中国社会学年会金融与民生福祉论坛、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届金融社会学工作坊等专业论坛拓展了金融社会学研究的丰富议题。学者的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定性研究的个案研究、定量研究的统计分析、历史制度分析、文本和大数据分析等。关于劳工社会学。在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劳动者的生存处境日益引发关注。如张杨波、李胜蓝、陈龙、马丹等人对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卡车司机等不同行业“打工人”的职业实践与劳动过程作了细致考察；许怡、吴清军、林慧琳分别讨论了“机器换人”“平台经济”与“类家庭化”对于企业劳动关系与劳动组织的影响；闻效仪则从劳工治理的层面揭示了地方工会的改革逻辑。除了经验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学理层面入手。如沈原系统梳理了劳工社会学近30年的发展脉络，马学军揭示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观与其群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闻翔则指出劳工研究需要重返转型社会学的总体视野。家庭社会学则出现了一些新议题，如母职与生育、照料劳动与照料经济、家庭社会史研究等。此外，新近家庭视角下的研究更多关注家庭伦理、情感关系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价值。
限于篇幅，本报告所呈现的难以完全覆盖2020年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丰富内容，但可以期待的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大放异彩！
（执笔：李凌静、冯小双、刘翔英、王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