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史系统中，夏代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禹会涂山、启伐有扈、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孔甲乱政、商汤伐桀等发生在夏时期的事件，在早期典籍中皆有记载，且为世人熟知。然而近代以来，部分中外学者提出了“夏代否定论”，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夏代。夏代是否存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已有百年时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但部分学者认为夏代的记载只存在于晚出文献中，没有与之相应的夏代文字作为证据，夏代的真实性难以确切考证。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图像材料和出土文献的日渐丰富，我们具备了反驳“夏代否定论”的条件。

　　“夏代否定论”始末

　　夏朝历经十四代，共计十七位君主，统治时间长达四五百年。这一古史观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信史，无人质疑。19世纪末20世纪初，夏代的真实性受到一些学者质疑。1895年，法国学者沙畹认为尧舜和夏族先祖禹是后人伪造的。一些日本学者也持此观点，如白鸟库吉称尧、舜、禹是由春秋战国之后的儒家学者伪造的。1908年，德国汉学家夏德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不仅否定了夏，还认为周以前的古史都不可信。夏德的观点影响了胡适。20世纪20年代，胡适提出“东周以上无史”的论断，进一步对中国的古史系统提出了挑战。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开展，顾颉刚、杨宽、陈梦家等曾得出大禹是神话人物、夏史是神话、夏史是从商史中分化出来的等观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质疑，进一步探索夏代史，就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夏代否定论”，中国学者针锋相对，展开了一系列反驳。一些学者主动寻找“夏墟”，开始正面回应“夏代否定论”。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调查“夏墟”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的伊水和洛水之间，其时空定位与古籍记载的夏王朝相符。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夏代的文明起源、王朝兴废、王都建设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六十余年来，其作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倾向于将夏代视作真实存在过的王朝。但这一观点因缺乏考古出土的文字证据而引来了新一轮的争论，并延续至今。1990年，俄罗斯学者刘克甫在《夏国家：现实或神话》中认为夏史是后人伪托的神话，夏代不是现实。1991年，美国学者艾兰也论证了“夏代神话说”的观点。1999年，西方汉学家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其中仍将商视作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在新的时期，这些论点需要我们反思并回应。

　　从早期书写中寻找证据

　　早期书写中有丰富的关于夏代的记载，这些材料是夏代作为中国早期王朝的重要证据。《尚书》《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代帝王世系及其他重要历史事件。《国语》《左传》有诸多引自《夏书》《夏训》等早期文献的材料。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对夏史做了专论。早期经典表明，夏代是中国公认的第一王朝。此外，《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有“夏墟”，《逸周书·度邑解》也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文献中的“殷墟”以及商王世系已被考古发现证实。因此，“夏墟”亦当有其历史渊源。

　　除了传世文献，大量出土文献为今人重新认识夏王朝提供了多元证据。

　　其一，出土战国简帛中有与夏史相关的内容。目前发布的清华简中涉及夏代的文献有《尹至》《尹诰》《说命》《厚父》《参不韦》等。《尹至》《尹诰》记载了夏末伊尹间夏、与汤谋夏之事，其中“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与《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以及《礼记·缁衣》“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所记大体相同。《说命》有“故我先王灭夏”句，是商王武丁对成汤灭夏功绩的叙述。《厚父》谈到禹、启、桀等夏王。《参不韦》中也有鲧、禹、启之事。上博简《容成氏》载“启王天下十有六世而桀作”，明确记载了夏代在大禹之后有十六位君主，与传世文献一致。长沙子弹库出土帛书中也谈到了禹。以上战国文本的记载，说明时人对夏的认识由来已久。

　　其二，春秋时期制作的青铜器上有关于夏和禹的铭文。叔夷钟为齐灵公时的器物，其上铭文曰：“敷受天命，翦伐夏后……咸有九州，处禹之绪。”秦公簋为春秋时的秦器，铭文云：“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虩事蛮夏。”芈加钟是2019年在湖北随州新出土的青铜器，其铭文载：“伯括受命，帅禹之绪。”这些材料与《诗经·商颂·长发》中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如出一辙。这说明，禹为夏先祖至迟在春秋时就是广为流传的说法。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以及南方的楚国都流传着夏人先祖大禹的传说。

　　其三，西周中期的遂公盨铭文涉及大禹治水之事，铭文曰：“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这与出土文献以及《禹贡》等传世文献的记载一致。李学勤据此说，遂公盨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的最早证据。

　　其四，商代的甲骨文中不见夏，但有“西邑”。参考传世文献，可知夏也被称为西邑夏。胡厚宣将卜辞中的西邑与西邑夏相联系。李学勤结合清华简指出西邑夏和卜辞中的西邑都指代夏。关于卜辞中用“西邑”代替“夏”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商人对夏的刻意遮蔽。无论如何，这些考察均说明商人对夏有充分的认识。

　　龙和禹：考古发现的早期图像

　　学者否定夏代真实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对此问题，我们可以说，鉴于中国文字是在象形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尚未发现夏代文字之时，图像可以作为参照证据。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夏代的图像，其中有龙图像。年代更早的河南新砦遗址中也出土了龙纹图像，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具有一致的造型。这些图像证明对龙的崇拜在夏代就已存在，这是二里头及新砦遗址可能与夏族具有关联的真实写照。

　　夏族与龙的关联在早期文献中多有展现。《归藏·启筮》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文献表明禹和龙具有共通性。《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夏后开即大禹的儿子启，这一文献是说夏启珥蛇乘龙之事。此外，《列子·黄帝篇》载：“夏后氏蛇身人面。”《史记·封禅书》称：“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诸如此类文献，都是早期典籍对二里头绿松石龙和新砦龙形图像的最佳注释。这些记载说明，龙是夏代先祖的象征、是大禹的象征、是后人对大禹治水这一事件的图像表达。由此来看，在夏代的文字发现之前，在夏代时空范围内制作的新砦龙和二里头龙图像，无疑是实证夏王朝甚至夏王室曾于河洛地区活动的重要物证。

　　通过考察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遗址以及夏时期的图像资料，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一些学者否定夏代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从夏代制作的龙图像看，夏王朝的臣民对其历史的叙事由来已久。商代卜辞、两周铭文及简帛文献表明先秦时人对夏代有着坚信不疑的认识，他们确信商代之前有夏，且大禹是夏之先祖。尽管在传世文献中或许存在着后人编写纂入的文本，但我们没有理由质疑《山海经》《尚书》《诗经》《史记》等早期经典以及出土文献中关于夏代的记载丝毫没有历史的真实性。邹衡先生曾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术界应该充满信心，有理有据地揭开华夏第一王朝的神秘面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早期图像及族源观念研究”（21CZW0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