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下有志士，苦学惜光阴。”著书立说是自古迄今知识分子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有些文章和作品之所以能经受住历史考验，在岁月长河中经久不衰，并成为千古经典，就在于后人能从中读到那个真实的时代。东汉思想家王充曾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其意思是说，对社会有用的作品，即使有百篇之多也没有害处；对社会没有用的作品，即使有一章也是多余的。所谓对社会有用，自然强调的是内容能够起到正向引领作用。作者不一定运用多么高深的写法，多么优美华丽的辞藻，但一定是在阅读和欣赏过后，或给人以意境之美，或给人以心灵启迪，或给人以人生指引，或形成社会正能量进而引发人们心灵上的共鸣。

　　中国古人很重视好作品的社会价值。从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到三国魏文帝曹丕所云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再到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都反映出文学艺术作品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事实证明，无论文章、诗歌等文学作品，还是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都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都是传播正“道”的手段和工具。思想也好，科技也罢，都需要通过不同方式的作品进行继承、发展和传播，尤其在文字密集的高度文明社会中，这已然成为时代之趋势。

　　“文以载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货物通过车的运载，方可到达目的地。那“载道”到底“载”的是什么？自然是正气、正义、正理和正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国文化中之所以极为尊崇君子，就是因为君子讲“正道”，传“正义”，树“正气”，而秉持这一理念的知识分子大多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时刻以载“道”来书写自己的心志和情感，描绘现实和人生，把文章作为解放思想、开阔思路的重要武器，作为开启民智的一把钥匙。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唐朝诗人杜甫之所以把文章当作“千古事”，自然是感悟到了文章非凡的社会价值，这与孔子的“一言兴邦”论也有着一定的承袭。因为任何文章都是词语和立意的聚合，且这种聚合不是随意的，而是体现了聚合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的文章之所以被视为佳作，代代传承，除用词妥切外，更是由于立意的重要。清代文学家李渔曾言，“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也，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立意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凝聚，积极向上的立意是作品的“魂”。只有这个“魂”符合社会正能量，能够启迪人心，令人向美向善，才能被社会所接受。《岳阳楼记》之所以千年不衰，就在于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绝唱，不但让一楼、一城名动天下，而且文章也成为千古范本。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表述鲜明表达了文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文艺作品更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去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从而创作出更多不负时代和人民的伟大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起到培根铸魂的作用，才能展现出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也才能真正成为“为世用者”的好文章、好作品。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