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出台了重大的救市和刺激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帮助市场从恐慌性情绪中得到恢复。尽管政府的积极救市能避免短期流动性扩散为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此次疫情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通过负财富效应、信贷收缩等渠道，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不亚于一次经济危机。长期来看，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后疫情时代，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消费萎缩和投资不足、进出口供应链受阻、中美博弈扩大化、高估值股票估值分化、大宗商品缺乏定价权导致价格波动、全球债务进一步失衡等重大风险的冲击；同时也迎来了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吸引跨国资本配置境内资产、优化对海外投资配置、推动价值投资、改善市场效率等发展机遇。我国已渡过本轮疫情流行高峰，相对于仍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其他国家。一方面，我国在控制好境外输入疫情的同时，努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保障国际供应链的正常运转，满足国际抗疫物资需求；另一方面，全球疫情蔓延从某种意义上为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对抗逆全球化提供了机会。

　　全球疫情蔓延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风险，同样也提供了发展机遇。随着全球经济金融进入动荡期，系统性风险无法消除。此外，由于油价和全球股市的暴跌，金融机构一度面临流动性枯竭和信用紧缩等困境，全球经济处于金融危机的边缘。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如何化解，取决于我们应对的手段。防范化解风险的治本之法在于切实提高我国实体经济效率，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而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就是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各项措施的“牛鼻子”。

　　第一，中国将面临长期低息时代。2019年，较高的美元利率吸引着大量国际套利资金流入美国，而中美间的贸易战加剧等因素使得我国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进而导致央行降息空间不大。疫情发生后，油价的下降和美国利率归零等因素意味着我国仍存在较大幅度的降息空间。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将步入中低速增长的长期轨道，国有部门的高杠杆具有较强刚性。在此情况下，为缓解国有部门巨额债务利息的兑付压力，长期来看我国的利率会处于较低水平。这将为我国改善国有部门经营效率，化解巨额住房资产的估值风险争取时间。

　　第二，低估值上市公司具有效率提升空间。当前，以国有控股企业为主的大量蓝筹股处于估值较低的历史底部区域，具有较大效率提升空间。不少企业现金流充裕，盈利情况良好，只是由于制度原因，其价值和效率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推动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混改，将为低估值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提升效率，并释放潜在价值。

　　第三，财政逐步从“土地财政”向“科技财政”转变。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的GDP为3.3万亿元，增速为18.7%，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国家对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投入，有助于推动我国未来信息技术行业的迅速发展，在培育期过后能为国家财政贡献力量。我国财政将逐步从“土地财政”向“科技财政”转变。

　　展望未来，在不确定性风险加强的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必须从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转向依赖资本市场对资源的再分配。学术研究表明，改善投资者保护将带来资本市场风险的降低。后疫情时代，我国能否通过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化解重大风险，将取决于我国对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与力度。

　　（摘编自《理论与评论》2020年第2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