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把握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革伟力，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更在现实力量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定位了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之所以称得上是生产力的“质变”形态，原因在于“力”的内涵、矢量和历史规定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尤其是以“机器学习”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人工智能开始主导生产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具备自主思维能力的智能化生产体系逐步摆脱人类的控制，产业结构、交换逻辑和人的行为样态均随之改变。因此，必须从哲学层面追问这种飞跃的社会存在依据和未来发展趋势，深度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
生产力质变的历史逻辑
工业革命以降，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产力发生了三次宏伟变革，这三次变革均由自然科学的进步直接主导。蒸汽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生产力的飞跃，由自然能源（煤炭、石油）支援的机器体系用巨大的杠杆力量将人类推入了现代性洪流中，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20世纪中叶以后，电力资源的广泛开发和计算机设备的诞生使电气自动化成为生产力质变显著标志。人类开始具有“比特”意义上的信息空间，人通过信息技术控制机器组合，无论在数量、精准性和协同性上均有了质的飞跃。人的自由的时空维度有了空前拓展，经济全球化得以真正实现。千禧年之后，计算机算力呈指数型增长，互联网的普及带来比特空间的不断放大，人类智慧以模拟仿真的形式出现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这标志着智能化生产力开始形成。
从技术的阶段性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传统人工智能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家研究的方向在于尝试让计算机模仿人的思路进行工作，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项工作几乎陷入停滞，科学家醒悟到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能够解决人脑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不在于是否需要采用和人一样的方法”。第二个阶段为新型人工智能阶段。在技术上体现为机器根据程序给定的规则认知和处理人类布置的工作，即采用“数据驱动超级计算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最先运用于生产力的实践而非学院化的研究。从智能化水平角度看，数据和算力同时由量变到质变决定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需要人类事先写入程序， 机器本身并不具备学习和思维能力。21世纪以后，互联网的出现使数据的积累由量变形成质变，人工智能或可由此产生自主思维的能力。从技术向度分析，人工智能问题实际上是数据和算力问题，世界也因此开始了新一轮技术革命——智能化革命。
智能化推动生产力发生质变的
四个特征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在完成了质变之后就会在新质基础上开始新一轮量变，这时每一步量的扩张都会产生新质。根据这一原理，新质生产力在生成之后，每一次运动过程和结果都与传统生产力有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生产力开始自主运动和自我提升，初步具备了自我意识。生物学认为，意识是人神经领域的特殊功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在哲学层面，意识是人判断物我之别的能力，而自我意识则是区分人我之别的根本特征。哲学如此注重人的自我意识，缘于意识的有无决定着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性差异。然而，当机器具备了学习能力和思维功能之后，这条铁打不动的哲学原理面临被动摇的可能。由大量节点构成的神经网络，在超级数据的驱动下，或将形成属于机器的自我意识空间，机器通过学习人类行为和人类交流自主地完成了程序构建，自主地判断生产的目的、矢量以适应人的需要。如果说传统的机器生产力是在人的物理界限意义上超越了人力，那么由新型人工智能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则在人的物理和思维能力双重界限的意义上超越了以往所有生产力，生产力自身开始了自我运动与自我提升。这种质变进一步体现为机器或具备和人相对立的思维空间，甚至生成一个不同于人的思维支配的平行世界，即两种哲学意义的世界。
第二，新质生产力必将创造新的资源。生产力既要靠资源加以驱动，也会生产新的资源。历史地看，伴随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对资源的使用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到精神资源，彰显了智慧在科技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数字资源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带来生产力的再次跃迁。在新质生产力的阶段，由神经网络和大数据建构起的智能化思维，将作为一种新的资源为生产力提供动能。一方面，智能化思维资源的基础是比特，但区别于数字资源的是，智能化思维通过自主程序构建将比特整合为具有目的导向和逻辑图谱的思维体系，进而更为精准地驱动生产资料。应当看到，是否具备和在何种程度上掌握这种思维资源恰恰是国家生产力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对于形成具有强大引领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有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本身又作为新质生产力运动的结果，改变着财富体系的质性。数字化财富作为数字财富的延伸，是新质生产力运动的结果之一。所谓数字化，是指“运用一定方法和工具将模拟信号转换为表示同样信息的数字信号的过程，即运用一定规则将物质主体用比特手段进行描述”。而数字化财富则是这种描述逻辑再次对象化的结果，即智能化机器通过比特组合生成自主思维之后再次进行对象化运动的产物，“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的具体形态，是比特资源对象化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它是人类最新的财富形式，必将对人类经济活动乃至生存境遇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新质生产力在核心技术上离不开算力的质变。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计算机算力（芯片处理数据的能力）的改变，尤其进入21世纪，算力几乎每两年就要翻一番，这种进展会不断持续下去。从当前趋势判断，到2030年左右，算力将比2017年快64倍。按照这样的速度保持下去，到2040年左右，算力将比2017年快4096倍。美国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等人预测，到2050年，“1000美元的计算机的算力将超越地球上所有人类脑力的总和”。从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看，计算机算力的量变终将形成质变，从而引发人工智能从弱到强的飞跃。因此，智能化思维的技术本质体现为一种算力，当它在较为平和的时候，人工智能还需要人类的程序辅助才能开展工作。但当算力成指数级提升以后，人工智能就可能具备思维功能，甚至产生自我意识，出现仿真情感。由此可见，未来产业政策导向应当避免盲目铺摊子，应当在计算机芯片、神经网络等关键核心技术上持续发力，抢占未来竞争的优势地位。
第四，新质生产力必将推动人类能力的质变。生产力作为人的集体生命的对象化产物，一方面映射出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也在锻造着人的能力。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比特世界将永远和原子世界共存。人工智能在适应人的同时，人也需要适应人工智能。新的物态世界带来新的处理生命关系的图式，人类不但要身处一个新的物理空间，更将面对一个崭新的精神空间。当下，人和机器双重决断已经成为现实，GPT技术主要替代人类从事脑力工作，一系列原先由人的智慧和价值判断完成的、具有目的导向的事业将会被机器替代，社会生产力更为纯粹地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生产出来”。马克思在工业革命时代敏锐地洞察到了站在机器旁边的人的本质正被机器重新塑造。那么，在人工智能与人共同工作的当下，人类能力的提升将体现在如何正确面对智能化思维创造的各种情境，人脑与智能化思维的竞争注定不可能处于同一赛道，人类将在何种意义上完成对人工智能的支配？这些问题必将激发并锻造人类新的能力。因此，技术在唤起自然力的同时，也必将唤起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度反思。
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存在追问
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指出，新技术的产生“不但以某种精确的方式从以前的技术中‘诞生’出来，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助产士的支持”。在形而上的层面追问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存在依据，我们发现，新质生产力在改变物理世界的同时，正在悄然动摇着诸多经典哲学命题，这种趋势恰恰印证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特质。自笛卡尔以来，人类就开始反思精神空间以何种方式成为确定无疑的存在。后笛卡尔哲学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都坚定地认为人的精神空间必须始于心智对自身活动的关注。情感、直观、印象、目的、义务等一系列心理学和伦理学范畴既是思维的规定性，也是哲学不可动摇的基石。黑格尔也断言“哲学必须把经验性意识的总体性描述为自意识的客观总体性”。唯物史观在人的本质力量层面发现，生产力作为人的智慧对象化的现实力始终牵引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然而，新质生产力背后的智能化思维空间并非由人的心智系统产生，却能达到和人的思维相一致的水平，是否意味着存在于世界中的智识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人的心智构成的智识体系不再成为唯一的思维系统，当由海量数据、神经网络和超级算力构成的新型思维和人相对立，这个哲学系统和人类自启蒙时代开始形塑的伦理观念是否面临被颠覆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生产力发展到新质阶段，已经开始呈现为一种生产力的自觉，智能化机器体系使生产力开始成为一种试图和人类并驾齐驱的主体性的存在，生产力自主地与对象性的世界发生关系，必定需要崭新的哲学理论加以诠释。进一步追问新质生产力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生产力的自由彰显了人的自由，生产力质的进步带来人类能力质的提升，印证了人具有不断自我完善的禀赋和自我超越的精神。这种自我超越体现为人创造的对象化世界具备了精神的特质并与人相对立，人既然有勇气创造一个与之相对立的世界，就一定能在这个世界中活得更好。
作为一种历史规定性的存在，新质生产力必须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合理地运动。质变不但体现为“力”的跃升，更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升级。唯物史观从来不在抽象的层面谈论自然力的问题，一切生产力在其现实性上均是社会的自然力，“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于新时代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实践。因此，用好并驾驭新质生产力，需要落实在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合乎人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使之真正成为服务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历史进步的现实伟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22&ZD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