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市殷墟博物馆考察时谈道:“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汉字连缀着华夏儿女的根基,是中华民族书写在血脉里的气质。甲骨文发现至今逾一百二十年,其间无数学者焚膏继晷、披荆斩棘不懈研究,铸就今日甲骨学领域成果丰硕,大厦巍峨。在治甲骨之学的诸多学者中,学问精深、声望卓著者首推“甲骨四堂”。唐兰曾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自序中盛赞:“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这一评价充分彰显了四人的才具与地位。唐兰推崇“四堂”之能,而自身亦是极富学问的甲骨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提出“自然分类法”并实践于甲骨文分类,对古文字学研究影响深远。今日我们回望唐兰创制自然分类法之始末,在历史与文献的烟尘中追寻先生的脚步。
《古文字学导论》:科学设想 理论构建
在《古文字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中,唐兰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关于自然分类法的构想,脱离许慎《说文解字》分部和郑樵六书分类的樊笼,纯以展现文字的孳乳演变为纲要,意图创制一套新的古文字分类方法。对于古文字研究,唐兰自有傲骨,他痛心于古文字学因不成系统而滞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把古文字学的基础建立起来,使它成为一种科学”,期望通过建立理论系统和客观标准,筑牢根基,使得古文字学重受重视,重获生机。可以说唐兰弃许、郑之说而就自然分类,正是基于他希望将古文字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的思考。
自然分类法是唐兰在批判传统的《说文解字》分部和六书分类后总结出的新思路,是他就“三书说”延伸而成的实践构想,内核即运用“三书说”系统去分类古文字。正如李无未所说,“谈唐兰古文字自然分类法,就要注意从唐兰古文字构造‘三书说’讲起”。唐兰建设科学的古文字学的雄心使他并未寄居一隅,仅以释字识款为能,而是从古文字学的理论框架开始搭起,探索汉字的起源和演变,在溯源追本的剖析中找到古文字构造的变迁路径。他的“三书说”即以象形、象意、形声作为大类,其间种种细分,皆源于文字的演变。陈英杰指出,“三书的分类跟他的文字分期观密切相关,象形、象意、形声三书代表着文字演变的三个进程,在他的体系中,三书的形成是文字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三书说”无疑凝聚了唐兰对于古文字沿革解读的精粹,而唐兰对自然分类法的要求更是“要把文字的整部的历史用最合理的方法编次出来”。这与他论“三书说”的宗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唐兰所倡导的自然分类法是一套按“类—部—科—系”严整排布的层级系统。他设想“用象形做部首,由象形字分化出来的单体象意字都隶属在‘部’里”;“由原始象形字或单体象意字所分化出来的复合体象意字,则隶属于‘科’”;“由象形、象意孳乳出来的形声字,则隶属于‘系’”。在部、科、系之外,随着字的分化又列出支部、支科、支系,筑成一个完整周密的结构。唐兰视象形为文字起源自绘画后最早的构造方式,故而自然分类法的统率也以象形字为先,意在“把每一个原始象形所孳乳出来的文字,都组成一个系统”。部间系联则依象形字分类总括为象身、象物、象工三类。自然分类法渗透着唐兰的“三书说”思想,本质仍服务于他聚焦文字演变的母题,在这样的分类结构下,字的类属是一目了然的。虽然此时有关自然分类法的设想尚在雏形而未得实践,却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亦已可从中见得唐兰的壮志。
《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初涉分类 始践甲骨
如果将唐兰研究自然分类法的始末延展成线,首尾沉沉而缀的当然是《导论》和《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稿本》(以下简称《简编》),而其所著并于1939年出版的《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也可视作其间承前启后的一个绳结。《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是唐兰为整理王懿荣甲骨旧藏所作的一部甲骨文著录考释专作,收录甲骨108片并附考释,集中体现了唐兰的甲骨文考释实践成果,体例完备,释论精妙之处很多。书中很值得称道的是《天壤阁甲骨文存检字》(以下简称《检字》)部分,唐兰自述“右卜辞百八片中所见文字,二百五十有一,以自然分类法次之,惜材料太少耳”。这份检字表可贵在,它是唐兰早期运用自然分类法可见的一次系统尝试,是研究唐兰实践自然分类法的一手材料。
据魏建功归纳,《检字》中251字的排列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人之属、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之属、贞卜之属、鸟兽虫鱼之属、数字之属、制度之属、服用之属、宫室之属、祭祀之属、刑罚之属、阙疑十一种,且“案诸例字乃依文字形体本身先后相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首次实践于甲骨文分类的自然分类法,从成果来看,排布字例的重要依据就是甲骨文的形体特征。且因字表是为书中考释检字便利所设,所以唐兰明确表示以异形为主,常见形体均不收录。那么251字的体量实际是很小的。唐兰在这份检字表中没有突出类别和部首,根据收录甲骨文的字形字义并参考魏建功先生的归纳结果,我们统计从“人”至“韋”共75字属象身,从“日”至“辰”共84字属象物,从“一”至“
”共90字属象工,最末2字唐兰未明所从。表中存有不少阙疑之字,唐兰还是尽力以字形为先,将他未详的甲骨文也依形编列入表以待续考。在材料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检字》仍遵循了《导论》属人身、属自然界、属人类智慧产物的理论构想。
《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稿本》:系统之作 未竟有憾
使自然分类法发展臻于完善的当属唐兰晚年采用此法系统分类甲骨文的作品,唐兰自己拟定的名字是《甲骨文全集自然分类简编》,要在手稿的基础上与《甲骨文编》校对并增添卜辞辞例,最终形成一部能完整全面反映甲骨文分类面貌的作品。但非常可惜,唐兰还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就因病而逝,为我们留下了莫大的遗憾。唐兰的儿子唐复年先生整理父稿,集结成《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出版,不能不说是对父亲未竟事业的莫大告慰。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唐兰手稿刊行,命名为《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稿本》,使得今天的我们有幸得见唐兰在经历数十年学术研究与沉淀后,对自然分类法最系统、最精密的考量。
与《检字》不同,《简编》凸显出分类与分部的配合,手稿二摘取甲骨文典型字形并明确归类,以唐兰“三书说”的理论解读即“用象形做部首”,这可能是唐兰为作成全书初步梳理的编目。相较之下,《检字》在这方面略显粗糙。唐兰的三部手稿基本反映了其进行自然分类所采取的条理清晰的步骤:据《甲骨文编》分类检录甲骨文;择选字形为部首;整合每一字下辖诸形一一对应,上归各部相互嵌套,最终呈现出系统化的结果。以上种种,从体量上看无疑是浩大的工程,唐兰欣然投身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唐兰治学,最重理论条例的精密。他对以六书分类文字的方式敬而远之,学界习用的《说文》分部,在他看来也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他尽力冲破藩篱所限,倡导自然分类的方法。经过不断地打磨修正,系统践行其理论,《简编》可谓是集大成之作。从手稿中所见,唐兰想建立的是一个不逊于《说文》540部的严谨分类体系,最终分类甲骨文总字量在三千字左右。如果能按唐兰的预想成书,想必可以全面整合其在甲骨文考释、分类等方面的成果。这部心血之作未能在唐兰有生之年完稿付梓,实为憾事。
大师风骨:肩负学术重任 创立科学方法
唐兰重科学理论,重规则标准的气质,亦能从他所推崇的学者中窥得一角。刘雨评道:“唐兰于学问,平生服膺者四人而已,孙诒让、王国维师事之,郭沫若、陈寅恪友事之。”在唐兰视为师长的二人中,王国维于唐兰有教引之恩,又在史学研究上卓有建树,而唐兰对孙诒让不吝褒扬之词,推崇至深,大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孙诒让“偏旁分析法”的缘故。唐兰曾赞叹:“孙诒让是最能用偏旁分析法的。”“他的最大功绩,就是遗给我们的这精密的方法。有了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把难认的字,由神话的解释里救出来,还归到文字学里。”毫不夸张地说,唐兰对孙诒让“偏旁分析法”的美誉,是纯然出自肺腑而绝无矫饰的。唐兰致力于构建科学的古文字学,反复提及“在新的文字学里的古文字研究,是必须有系统,而且是有规则的”。在他看来,孙诒让的“偏旁分析法”形成体系,有标准又行之有效,能广泛应用以解决古文字识认问题,正是他倾心探索科学的古文字学所乐见的。唐兰不满于零散臆测、猜闷儿式的文字考辨,始终希望将古文字学研究统一在一个有据可依、有法可得的标准下,通过规则的确立,使古文字学成为系统可操作的科学,让古文字研究摆脱小作坊式的手工劳作,纳入体系,整理出科学的方法按图索骥。
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唐兰自然分类法的认识就更进一层。自然分类法是唐兰古文字学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他理论中的应用法则。唐兰用科学的、先进的眼光看待古文字,并未受限于“六书说”和《说文》540部的光环,坚决踏出了一条新路。他试图通过新分类方式解决《说文》分部痼疾,真正反映出文字的孳乳演变,同时增强系连并便利检索,在实践中不断打磨这套理论以接近心中古文字研究的理想状态。唐兰在《导论》中谈道:“一种科学,应当有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来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就难免错误。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或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们应肩的责任。”从无到有、从理论到实践,唐兰为完善自然分类法所作出的努力,恰是他建设心目中科学的、体系化的古文字学的缩影。在唐兰创建自然分类法的求索中,我们看到他冲破传统的勇气、抱定信念的坚守、反复实践的执着,他以科学的标准审视一门古老的学问,为其重塑筋骨、再拾血肉,将推动学科革新作为肩负的责任,在冷僻的天地间尽自己的心力,默默耕耘。唐兰用一生的学术研究去践行这条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市殷墟博物馆考察时讲道:“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追溯汉字源头,正因为有唐兰等先生不懈的努力,甲骨文研究才始终未曾中断。开疆拓土,推陈出新;立科学标准,蹈理论实践;承先辈遗志,继古老“绝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是我辈学人应肩的责任。“绝学”未绝,先生之道不孤,所谓薪火相传,恰在眼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百年来甲骨文考释实践研究”(19VJX112)、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甲骨文考释文献整理与研究”(XLYC2004016)、复旦大学“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G3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