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会逐渐增加。一些发达国家的消费领域碳排放量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的40%—50%，其中交通、食物和住宅的碳排放占比位居前3位。以美国为例，仅居民家庭生活和旅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排放总量的比例就高达41%。近年来，中国居民生活直接碳排放在碳排放总量中的比例逐步提高，预期中国人均能源消费还会持续上升，导致居民生活中的能源消耗及相关碳排放持续增长，进而提高碳中和的成本和减排难度。消费行为可以主导市场供需，如果消费者不积极转向低碳生活方式，生产企业很难真正实现低碳转型。

　　“碳中和”目标对中国碳减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全方位制定和完善碳减排政策和设计，统筹兼顾生产侧和消费侧。受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条件限制，目前整体侧重生产侧碳减排，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仅覆盖电力行业，预计其他高耗能如水泥、建筑等工业生产领域也将纳入。但是，家庭住宅、交通旅行等消费侧碳排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在日益严格的碳减排背景下，消费侧的碳减排政策设计势在必行。为此，需要从效率、效果、公平等角度比较和分析碳交易工具，结合中国消费侧碳减排的现实背景和可能的阻碍，提出消费侧碳减排的可能政策选择。早期可以小范围地试点个人碳交易机制，并以促进消费者积极参与为主，后期在完善交易机制的基础上相机抉择更具效率的减排机制。

　　准确认识消费侧碳减排工具

　　从实践来看，相对于生产侧碳减排，消费侧碳减排多以碳税、低碳补贴等手段为主，少数地区试行碳交易机制。消费领域碳交易的概念提出较早，但整体还处于建设探索期。1996年，英国学者David Fleming提出了个人碳交易的概念，是一种针对消费者碳排放的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具体设计与生产侧碳交易类似，可视为生产侧碳交易的下游延伸。考虑到政策初期公众的接受度，当前的个人碳交易体系多为居民自愿参与。例如，2012年澳大利亚诺福克岛首次进行了个人碳交易实验；2015年7月广东省陆续在广州、中山等7个城市正式开展“碳普惠”试点建设，通过个人碳足迹量化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低碳行为，并规定可以将其转换为碳积分，用以兑换商品或折扣券等；2019年芬兰拉赫蒂成为世界上首个实施个人碳交易的城市，当前已经开始以自愿参与的方式试行。

　　消费侧碳减排措施采用碳税或个人碳交易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是二者的碳减排总成本存在较大差异。实施成本方面，碳税可依托现有税负体系加以征收，而个人碳交易的建设流程与生产侧类似，但由于参与个体较多，市场建设成本可能更大。运行成本方面，个人碳交易涉及的核算和监管及交易成本也相对较大。

　　其次是政策效果方面。二者主要在减排效果和经济效果方面存在差异。碳税的减排效果主要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相关，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既定减排目标上，确定性程度较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有效量化减排目标，一旦确定了总的排放配额，总体减排目标就得以确定。因此，碳交易的减排效果可能更为明显。经济效果方面，碳税直接作用于含碳商品，不仅对消费者行为有直接影响，还会倒逼企业改变生产决策。个人碳交易下消费者对碳价格信号的敏感性较弱，对生产侧的影响相对较小。

　　最后是政策接受性问题。不管是碳税还是个人碳交易，二者均规定消费者具有平等的排放权。个人碳交易相对灵活，消费者的收入再分配是基于自身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此外，与生产侧工具类似，碳税相当于直接提高含碳产品价格，而碳交易配额往往免费发放，政策可接受性比碳税高。因此征收碳税相当于提高产品价格，直接影响居民福利，会招致较大的实施阻力。且由于碳税往往采取统一税率，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累退的可能性，加重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在以免费形式发放配额的个人碳交易机制下，消费者拥有更多的自由决策权和更大的减排灵活性，也意味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实施的阻力相对较小。碳中和进程中，未来碳减排具有不确定性，碳税税率一经确定难以随时调整，很难及时反映实际排放成本的变化，而且即使可以适时调整税率，也具有一定时滞性，因而相对缺乏灵活性。而个人碳交易市场下的碳价格波动可以及时反映市场供需、市场预期等诸多信号，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机制设计方案，对碳减排形势变化的适应性较强。

　　综上，个人碳交易相较于碳税和其他减排补贴政策，都具有较强的碳减排约束和更大的碳减排潜力。然而，较低的实施成本则是碳税政策的优势。

　　稳步推进个人碳交易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将通过大幅度消费增长支持经济增长，因此碳中和进程中需要鼓励低碳消费，碳减排政策需要兼顾生产侧和消费侧。笔者认为，消费侧碳减排可以考虑尝试个人碳交易试点机制。

　　实行个人碳交易的一个主要阻碍就是碳减排收益可否覆盖制度建设成本。首先是目前的成本和收益难以充分考虑外部性，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动态性。随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管是个人碳交易市场的平台建设成本，还是排放行为的核算成本，抑或具体交易成本，都将不再是主要的成本问题。比如说，2019年芬兰拉赫蒂采用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不仅安装方便，操作简单，而且能够检测用户出行方式，进而结合出行时间、距离等计算出相应的碳排放量。这使拉赫蒂成为世界上首个试行“个人碳交易”的城市，也意味着个人碳交易机制的实践在技术方面不是问题，同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会大幅度降低单位运行成本。

　　在试点初期，建议采取消费者自愿参与、免费分配、物质奖励等多种方式促进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增强消费者的碳减排感知水平，形成有效的碳减排激励机制。后期可以逐渐过渡到小范围强制参与、一定比例的配额拍卖等方案，提高个人碳交易机制的碳减排潜力。随着个人碳交易机制的逐步完善，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将更加真实地反映消费者实际碳减排成本，政府可据此选择更具效率和政策可行性的碳减排机制。由于个人碳交易机制的运行涉及覆盖范围、配额核算、分配方案、排放监测及交易机制等多方面的方案设计，任何环节的不合理都可能导致市场交易体系的失灵。未来只要有足够多的消费者参与进来，个人碳交易机制就可以不断完善。

　　个人碳交易还有利于对冲能源价格调整对敏感人群的不利影响。目前的居民阶梯电价设计由于与用电成本有偏离而存在一定交叉补贴，导致用电越多受补贴越多。由于用电量和收入成正相关，相当于低收入居民补贴高收入居民，存在补贴的不合理性。如果简单调高整体电价，低收入居民比起其他家庭更容易受影响。除非将阶梯电价的价格差异大幅度拉开，才能更多地由高收入居民来承担调价的影响。中国的居民电力服务具有很强的公共职能，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设计阶梯电价时，要求第一档保障性用电的覆盖率为80%，在保证第一阶梯电价不变的前提下降低交叉补贴总量，则需要对第二和第三阶梯的电价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但是大幅度阶梯电价调整可能由于居民难以接受而加大改革实施的难度。如果能够引入其他的补充机制，如个人碳交易机制，就相当于在电价之外，还能够间接对高用电量的居民实施价格控制，同时将这一部分消费者福利转移到低耗电量的居民家庭。个人碳交易不仅能从侧面帮助解决能源价格直接调整的操作困难，更能够为消费侧碳减排提供更加灵活可行的途径。

　　在碳中和进程中，政府的相关政策设计显然需要重视消费侧。如果忽略消费侧的减排潜力，只靠生产侧减排，将会给转型带来很大的成本，而且仅在生产侧减排无法覆盖全部的碳排放源，对于无法避免和替代的碳排放，需要消费侧的碳减排机制作为补充。因此，政策设计需要对消费侧碳排放加强关注，择机选择兼具减排效率、可操作性和可接受性的政策措施。

　　（作者系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