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见多年前叶嘉莹先生致徐复观先生的信札一封，其内容如下：

 

　　佛观先生

 

　　此信信封及正文落款均未写明年份，但由内容可推知其写于1958年。这是一封回信，徐复观先生在来信中应提到过叶先生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当时，叶先生先后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三篇文章，分别是《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1957）、《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1958）和《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1959）。

 

　　信中提到的徐复观先生“对比与兴的区别解说得极为精微”，论述了“关于在篇中用兴及结尾处用兴”的文章，系1958年8月1日发表于《民主评论》上的《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徐先生来信中提及的叶先生的文章当为《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此文结合历代有关“比”“兴”的论述，初步阐发了诗歌中感发作用及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二文发表时间相近，且均对诗之“比”“兴”有所讨论。

 

　　此外，信中提到，杜维明先生当时正在东海大学外文系就读，欲转入中文系，杜先生于1957年入读东海大学，大二由外文系转入中文系，时间亦相符。

 

　　笔者获知此信，是通过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一书。据该书出版后记介绍，书中收录湖北省博物馆藏钱穆致徐复观信札108通，系由徐复观先生之子徐武军先生捐赠，同期的捐赠材料中，还包括徐复观先生与百余人的往来通信，其中就有叶嘉莹先生的信。于是按图索骥，联系湖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攀先生，曾先生很快发来了该信的扫描文档。

 

　　叶嘉莹先生的经历，在《红蕖留梦》一书中已有方方面面的记述，书中回忆了她在台湾教书治学的岁月，其中对许世瑛、戴君仁、台静农、郑骞等诸位先生着墨最多，几位都是叶先生的老师一辈。许世瑛先生曾租住过北京察院胡同叶先生家外院的南房。戴君仁先生是叶先生就读辅仁大学时大一国文的老师，更是早在来台之前便已相识。几位先生对叶先生多有奖掖提携，故所述较多较详。

 

　　因此信的缘故，此番再去追索那一段时光，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叶嘉莹先生1945年自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及华光女中三校国文教师。1948年随夫工作迁转赴台湾，又先后执教于彰化女中、台南光华女中、台北二女中。后来，她丈夫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三年，她自己亦因“思想问题”，携哺乳中未满周岁的女儿同被拘留，其后因查无实据被放，曾一度失去教职，带着女儿在亲戚家打地铺寄居数月。在这一段“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转蓬》，1950）的日子里，叶先生仍然撰写了《说辛弃疾〈祝英台近〉》（1954）一文及《夏完淳》（幼狮出版社1954年版）小书一册。

 

　　1954年，叶先生被台湾大学聘为兼职教师，次年获聘为专任教师，渡海赴台六年后，生活方始安定。这一时期，台湾文艺界繁荣蓬勃，各类报刊随之兴起，《文学杂志》即是1956年创办的纯文艺杂志。

 

　　叶先生在《红蕖留梦》中谈及自己早期所写论诗说词的文章时说：“都是当时我在悲观痛苦之中看到这些诗词有了感动，对这些诗词有了共鸣后写的，里边带着我自己主观的感情。”叶先生初抵台湾时，漂泊异地，又屡遭变故，教书谋生之余，从诗词中获得慰藉和支持自己的力量，感慨甚多，偶尔行诸文字，将自己的理想、情意融入对古人诗词的评赏之中。这些评赏文章颇受当时学人的赏识。

 

　　日前将此信呈叶先生过目，年近百岁的叶先生重新见到这封64年前的信时，再度回忆起当年的经历。叶先生于1956年经郑骞先生介绍，到当时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诗词讲习班讲词，随后在相关部门主办的《教育与文化》上发表《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1957），因此受邀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叶先生说：“当年很多人认识我，大概是从台大《文学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开始的。”徐复观先生与叶先生并不相识，只因在文字中见到叶先生读书有得之学养，便邀请叶先生到东海大学教书，但因叶先生当时已担任台湾大学专任教师，且一家都在台北，此事没有成行。后来，徐复观先生向叶先生约稿，1967年在其主持的《徵信新闻》副刊上发表了叶先生的《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一文。

 

　　1958年，这一纸信札从台北寄至台中。2008年，徐武军先生将一批悉心保存的父亲的资料带至武汉，此信亦随之跨越海峡，入藏湖北省博物馆。今之览者，从这一纸之迁转或可略窥几位先生相识相交的文字因缘，语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信而有徵。当年，在台湾生活稍微安定后，叶先生有诗“岂是人间梦觉迟，水痕沙渍尽堪思”（《郊游野柳偶成四绝》，1961），想来有更多像这封信一样的“水痕沙渍”已经消失在时间的浪潮中，但诸位先生倾注心力共同熔铸的文化事业一定会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