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上的浠水师范，当时全称是湖北省浠水师范学校， 1982年毕业。在我眼里，20世纪80年代的浠水师范，是一个“独异”的存在。

　　学校地理位置有点偏。一直要走到城北一隅，几乎要出县城了，才能看见校门；而且校门外就是稻田，要走过很长的一段泥沙路才能走进校园。但一走进校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第一次走进学校，就感觉有点特别。进门有一段长长的上坡路，颇有些难走，车子进校园，一定是从右边进，从左边出，刚好绕着办公楼转一圈。走进校园，便觉满眼花丛绿树，一些不高的楼房，几乎全被掩映，这在17岁的我有限的阅历中是不曾见过的。我心想，这学校位置选得真好，既靠近城区，能清晰地听见市声的嘈杂，又难得十分清静。

　　更好的是，这学校建在凤栖山上。你看，多雅的名字，凤栖山！还真有来历。传说出县城东两里地，有座凤栖山，山下有清泉寺，寺前有洗墨池，说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此用泉水涮过狼毫。王羲之有没有来不好说，但大文豪苏轼是真来过，这有他的笔记为证。

　　当时，苏轼眼看回朝廷无望，准备终老黄州，想到浠水（北宋时叫蕲水）置买田地，就结识了浠水名医庞安时，庞医生治好了苏轼的手疾。于是，“与之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受溪水西流的启发，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浣溪沙》，唱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迈。如果说，苏轼从“乌台诗案”中能走出来，一则得益于那一江流经赤壁矶的水，再一则恐怕就是这颇有些逆性而起的小河流了。而小河流就在凤栖山下。

　　这都是现而今“掉书袋”的一点感悟，那时候作为一个懵懂少年，哪里懂得这些。只记得走进学校后，找到自己的宿舍，便马上在四周看了看，发现宿舍楼傍着一个小山，山坡下有一个人造的植物园，走近看，是汤佩松题写的“植物园”三个大字，苍劲而古朴，颇有几分磊落之气。汤佩松何许人？后来得知，是浠水竹瓦人，清华大学教授、院士，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

　　让我深为感佩的，还是浠水师范的老师们。在我一生的历程中，总觉得他们是一个别样的存在。他们不讲考试，只研究教学，几乎每位老师都有一套独立的方法。我的班主任宋耐苦老师，听名字就很怪，平时话语也不多，见人说笑时，多半是温和地笑笑，然而却有一种仙风道骨飘然而来。同学张科诚曾说，宋老师几乎不管理班级，但8004班在全校是一个“全王”的存在，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能拔得头筹。我以为，宋老师是无为而治，颇有些道家的做派。

　　宋老师上课，给我们讲《小石潭记》，讲《醉翁亭记》，一边讲，一边随手画，文章讲完，一幅画便呈现在黑板上。“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依稀可见；“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历历在目。一笔字刚劲有力、斩钉截铁，全然不像他平时的温柔敦厚。我创办凤栖山文学社，宋老师帮我们题写了刊名。有一年元旦，我办了诗歌墙，将同学们写的迎新诗篇贴了整整一面墙，也是宋老师帮忙题写的报头。宋老师真是我的文学启蒙师啊！我后来教师范时，有幸与宋老师成为同事，有感于他的培育与关怀，写了一篇散文《我的先生名耐苦》，以此来表达对宋老师的敬慕。

　　教数学的周凝敞老师很有意思，上课时谈笑风生，学生未笑他先笑。我听他的课，内容没怎么听进去，主要是欣赏他的风采，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可惜，他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被选为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后来，我在黄冈教研室做教研员，周老师已经做了黄冈市教委主任。我去拜访过他一次，依稀感觉周老师还是那样和蔼可亲，有风度。

　　郭浩老师教我们教育学和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学，完全洞开了我们的某种蒙昧。听着巴甫洛夫，听着条件反射，我们的心窗被擦亮，世界对我们豁然打开，人类的思想、探索、伟大建树，一一走进我们心里。郭浩老师讲得多细致啊，上课时轻言细语，满面春风，对知识的梳理，对概念的厘定，没有我们听不明白的，没有不爱听的。后来，我专门去黄石拜访过已是黄石教育学院院长的郭浩老师。郭老师接待我时，还是那种师生之谊，轻言细语，满面春风。郭老师身上有一种学者风度，这一点很让我心仪，他的严谨尤其让我着迷。

　　倪顺芳老师是我的音乐老师，难熬的是她上课时要一个个地练耳视唱，听琴声唱曲谱；高兴的是她教我们唱歌，那嗓音真好听。记得刚入校不久，有一次，我正若无其事地唱着歌，突然看见倪老师从音乐教室走出来。她停下脚步，对我说：“上音乐课时，你来唱给我听听。”后来，倪老师就推荐我参加浠水师范新年晚会，那是我在校第一次登台亮相。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忘词了。台下有高年级同学开始起哄，倪老师微笑着看向我，用眼神鼓励我，我就不那么紧张了，终于想起歌词了，开口唱道，“送战友，踏征程……”声音一起，台下立刻就安静了，我知道是我的歌声征服了他们。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一幕，深感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发现和鼓励，是何等重要。

　　说到倪顺芳老师，就要说到谭旭文老师。谭老师教体育，他教体育的方法就是做示范。他的示范带有几分音乐性，还有几分舞蹈性。身材高大的他做起示范来，身体竟那样柔软，这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谭老师话不多，但每次见我都会叫我一声，而且经常不按普通话叫我“he yu”，而是按浠水话叫“he you”，大概整个浠水师范只有谭老师叫我“he you”。谭老师在我入校第一学年的春季，推荐我作为运动员代表，跑上学校田径运动会的主席台发言，估计是看中我既能跳高、短跑，又能带队打篮球，还能写几句“歪诗”吧。

　　浠水师范的老师就是这样，是他们教我们读书、做人，教我们学会规划自己，教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窗口。我去过许多老师家里，几乎每位老师都有一个书房，有的是客厅兼书房，有的是卧室兼书房，有的是独立的书房。而且浠水师范的老师无一例外，都讲普通话，课堂上讲，生活中也讲，甚至校医余医生、剃头匠黄师傅、开车的方师傅，也都讲普通话。这在1980年代的县城，实在是太神奇了！

　　教物理的陈绩老师毕业于北航，在那个年代，在我们那儿见到一个北航毕业的算是奇迹了。陈老师家的书房不大，甚至都说不上是一间书房，但他的书都是专业书，看着那些书，我心里暗暗起敬。陈老师讲物理很有特点，条分缕析，不慌不忙，往往从黑板左上角开始写起，一节课讲完，正好写到右下角。这是一个思维多么缜密、思路多么清晰的老师啊！

　　朱特雄老师没有教过我，当时他正在做教师口语研究，拎着一台录音机随时准备工作。朱老师到北京参加过中师语文课本的编写，据说就负责口语交际这一块，卓然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在我们还没有毕业时，朱老师就评上了语文特级教师，后来又当上了副校长。朱老师那时候“异想天开”地为全校热爱文学的学生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从《诗经》讲起，具体内容不记得了，但记得他讲《氓》，讲《采薇》。朱老师念起唇齿音时，齿音很明显，“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c—h—i”“c—h—i”念得很重，发音绝对标准。朱老师对我从事语文教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后来经常拿朱老师给学生讲古代文学这件事跟同仁们交流，并告诉自己：一个对语文教学有认知、有探索精神的老师，他一定会自觉地去给学生开设各种课程，开阔学生的读写视野，润泽学生的读写灵魂，而没有什么新课程旧课程之分。

　　对我文学有启蒙作用的，除了宋耐苦老师，还有夏元明老师。毕业后有幸去过夏老师家，见识过夏老师的书房，藏书丰富，格调高雅，那时夏老师正在对杜甫用功。夏老师没有教过我，也很少跟我说话，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后来，我与夏老师处成亦师亦友的关系，除了因为夏老师性情随和，大概也源于我们俩性情相投又是老乡的关系吧，“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大概就是这样。夏老师冬天喜欢穿一件呢子大衣，围一条长围巾，格子的，头发向后梳起，颇有艺术家的风范。他夏天喜欢拿一把二胡，坐在教室前靠近台阶的地方，引来了颇多倾慕的目光。那时，夏老师刚在天津《散文》上发表了一篇《秧鸡》，对于我们这些文学少年来说，真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散文》在当时是多么高的一个平台啊！

　　教政治的黄兴南老师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而且很洋派。我去过黄老师家，家里的装修设计很讲究。黄老师每周都去体育馆游泳、打羽毛球，很注意锻炼，平时红光满面，精神十足。这对于我这个几乎未开蒙的野小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唤醒”。黄老师不是本地人，讲课有口音，然而讲课时激情四射，很有感染力。当时，学校反对学生写“花花草草”，很不幸的是，我恰恰爱写些“花花草草”，而且还鼓动许多同学写。黄老师正好管这事，于是我们就杠上了。

　　1993年我调进浠水师范时，没想到是黄老师来考核，我几乎无处藏身，心想这次一定完了。待我讲完课，黄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这小子有才，但可得要好好教书！”说完还拍拍我的肩膀。据说那次考核，黄老师给了我一个很高的分数。我一直记得黄老师，记得他跟我说的要好好教书，我也决心像黄老师那样，做一个宽厚的人。

　　我有时候想，一个人在成长启蒙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人，经历一些事，甚至会做出荒唐事。我在浠水师范，第一次吃上西红柿，第一次学会新年问候，第一次学会尊重女同学，第一次学会谱曲，第一次办墙报，第一次办文学社，第一次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宣誓……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第一次，时间长了，有些事又还给了时间，但启蒙二字，却是铭心刻骨的。人生中，总有一条水或一座山，告诉你怎样成人，怎样立世，在我这儿就是凤栖山。我之所以成长为一名教师，并且终生以读书、教书、写书为乐，乐此不疲，种子就是在浠水师范时播下的。

　　回望走过的路，竟发现路标越来越清晰，我要好好记住这些风范。有时间，我还要回浠水师范，去看望我的那些恩师，去看看那些风里雨里与我一起见证成长的树木。虽然它现在已经改名为实验高中了，但在我心里，它还是那个卓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