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翻译中国、传播中国”为主题的“第三届国际传播外语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和“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西安举行。会议间隙，记者采访了与会学者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国际语言服务研究院院长王立非，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彭青龙，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院长袁小陆。几位学者共同探讨如何在AI时代提升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与全球传播能力，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明确翻译学科的时代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AI时代的机器翻译？在机器翻译飞速发展的时代，外语人才的培养将何去何从？
王立非：机器翻译是在无人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将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现代机器翻译已超越简单的词对词翻译，成为专业人工翻译的良好起点，使得翻译人员能够更快、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传统的翻译、文案创作、网文推送、图文视频等语言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人工完成，效率较低，且质量受个体能力差异影响，无法实现大规模工程化和工业化生产。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机器翻译、大数据、大语言模型等技术，使“语言生产力”得到提升，进而引发语言服务生产方式的革命，产生了“新质语言生产力”。这种新质语言生产力形态包括机器学习、机器翻译、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文生视频、机器视觉、数据挖掘、聊天机器人、智能问答系统、大语言模型等技术。
当前，外语院校及翻译学科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表现在：受制于传统的语言教育观念，忽视现代技术与跨学科融合，对新兴技术（如AI、大数据）存在技术恐惧和排斥心理；对语言技术的学科价值认识不足，对语言类职业的理解过于狭隘；未深入了解市场需要何种语言人才；存在“一劳永逸”的学习观念，认为学会外语就可以终身受益；等等。
当前，我们在跨文化语用实践中亟须借助机器翻译服务，并在外语和翻译教育中加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知识，掌握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和工具，建设新质生产力语言学科群，培养新质生产力的拔尖语言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技术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翻译？如何培养具有时代特色的翻译人才？翻译如何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服务？
黄友义：外语院校及翻译学科必须勇于担当、与时俱进、主动变革，以更好地服务“翻译中国”的实践。翻译教学的重心应转向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高质量的翻译成果。
跨文化交流依赖于语言，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外语翻译人才自然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翻译专业本质上是跨学科专业，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桥梁。我们必须明确翻译学科的时代使命，正视文化差异，强化国情认知，跨越文化障碍，构建话语体系。当前，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多，从事实践的人少；从事外译中的人多，从事中译外的人少；教翻译理论的人多，教翻译实践的人少；AI使用不当，新技术开发不足……这些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我们要努力提升对外翻译能力，增强国际传播效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基于此，提升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能力刻不容缓。
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外语学科的五大学科领域之一。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是外语学科内涵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接国家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寻求学科发展新增长点的学科使命。与其他学科相比，外语学科视域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定位有何特点？
宁琦：“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诞生，是外语学科向外拓展、寻求更大发展的有利时机。跨学科和多学科融合是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性特征；多语言交流和研究能力是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分性特征；多学科背景下的学科训练是区域国别学人才胜任力的专业性特征。综合上述三个特征，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知识体系应包括：国别或区域的历史文化（在地知识）、英语及国别或区域的主要语言（多语言技能）、某一学科的系统专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网络（学科训练）。高校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必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坚持基础理论与现状研究相结合、语言基础与跨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相结合两条主线，以人才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在实践中精准定位、合理布局，形成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的格局。
郭英剑：外语学科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有天然的必要性。未来应重点建设差异性，从而在外语学科群中凸显特色化的学科属性。外语学科视域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核心在于语言文化与国际政治的有机融合，发挥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化阐释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应兼具对外与对内的双重任务，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强调鲜明的实用性与国际化特征。
就国别与区域研究而言，无论是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还是智库咨政，都依赖我国高等教育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胸怀世界的国际格局。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外语学科视域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未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大有可为。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具有更强的独特性，注重培养既有多语种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又有国别与区域研究综合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跨学科人才。这类人才同时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世界格局；既了解中国，也认识世界，尤其熟悉目标语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组织、制度等方面知识，善于用外语表达自己，并能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时代的进步赋予其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面对AI时代，如何更好地赋能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与全球传播？
宁琦：当前，外语传播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而国际传播人才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跨文化传播不仅注重理论研究，也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要在国际上传播中国文化，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世界其他文明，还需将中国思想置于人类文明的整体格局中，努力实现在交流中贯通、在互动中超越。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视跨文化传播高端人才的培养，努力提升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彭青龙：众所周知，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要义在于文化的多姿多彩，是文化多样化或多元化的客观反映。与此同时，文化多样性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正是各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基础。交流互鉴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各国、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前提是在差异中寻找共同性，即探寻可供对话交流的价值观基础。
袁小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国际传播外语人才培养的“研、学、用”是对接国家战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之路。
彭青龙：跨文化传播人才的核心素养应包括过硬的政治素养、宏阔的格局素养、坚实的学科素养、融合的媒介素养、深厚的人文素养、赋能的科技素养和创新的实践素养七个方面。其中，政治素养居于人才培养的首位。以语言文学为特征的学科素养和以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的媒介素养，是跨文化传播人才的两大支柱。人文素养，特别是中文素养，以及科技素养，都属于跨学科素养，为跨文化传播提供“营养”“续航能力”和“手段”。实践素养是对其他素养的综合检验，也是创新的源泉。注重全面育人，从政治素养到学科素养，再到实践素养，体现了人才培养中的德才兼备、德智相长和知行合一，从而使跨文化传播人才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