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与会学者围绕“近代中国经济再发现：新方法、新材料与新问题”的会议主题，就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商人企业与商业组织、行业与产业史、区域经济与市场经济、量化经济史等议题展开研讨。

　　探索新视角与理论方法。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认为，经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有可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创新的一个关键学术领域。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建构中国经济史的话语体系，对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经济史研究需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滨下武志通过研究旧海关《通令》资料，观察总税务司赫德的海关构想，认为海关资料具有综合性，能够揭示三种历史循环：自然气象循环、社会经济循环、生活文化循环。将这三大循环结合起来，有助于开展“海洋世界史”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陵合认为，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应运用技术转移的基本理论，以铁路技术引进、吸收为主线，以本土技术力量成长为视角，结合国际背景、经济环境、铁路管理运营、铁路技术人才培养等因素，考察政府主导下的铁路技术自主化演进轨迹。

　　聚焦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以吴棠任四川总督期间为例，从饷银外拨的角度分析省级财政的实际运作，试图对晚清时期的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付志宇回顾了过分利得税的历史变迁，论述其制度设计及改革调整，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分析其施行效果及局限性，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其性质，为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启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任智勇利用两岸内阁大库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钞档及其他相关文献，描绘了晚清时期江海关税额与支出的演变图景。

　　金融货币在加强各地经济联系、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以鸦片战争前白银外流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白银既是国际贸易的货币，也是中国王朝财政运作的货币，同时，本国市场分为上层社会的消费市场和下层社会的交换市场。在这一复杂的四者关系中，白银如何流通，贸易如何平衡？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国信从经济意识形态与数量统计两个维度考察了清代市场的特点。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夕，清代市场的主流驱动力已不再是贡赋，而是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表明清代市场总体上已具有市场经济色彩。

　　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必须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注重中外资料的多重运用，广泛利用未刊资料与外文档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汤开建介绍了在英国利兹大学布劳瑟顿图书馆新发现的一份乾隆四十一年档案，认为这份长篇档案填补了清代中法广州贸易研究中中文档案记录的空白，对清代中法贸易及欧洲各国来华贸易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为鹏利用徽州歙县的《舌耕录》、刘伯山整理的徽州文书及其他档案资料，对晚清徽州地区农村教育进行了详细考察，并首次对清末徽州地区乡村学生的受教育年限进行了系统统计。

　　在商人与商业组织方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的银行是发展最快、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机构之一。银行业在短时间内能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如银行公会和银行周报等。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水海刚提出，陈嘉庚的投资与经营活动不仅反映了其在教育救国之外的实践思考，也代表了近代海外华侨投资中国、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程。

　　在行业与产业史方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文享表示，会计师在谋生的同时，也推动了近代中国财务信用体系的构建，促进了传统信用体系向现代契约化财务信用体系的转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国壮通过研究桑蚕、蜡虫等经济昆虫，分析了虫业经济在战时资源动员中的贡献，并总结了行业发展模式，丰富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量化历史是一种利用数据分析历史的研究方法。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凯翔通过卜凯调查数据，考察了1931年江淮水灾对农村借贷的影响，认为灾后借贷多集中在拥有较多耕地的农户，且灾害并未显著恶化借贷条件，未形成“债务陷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徐毅提出，构建近代工业企业的动态数据有助于深入理解1949年之前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独特性，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