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非遗里的中国》第二季热播，全网掀起了“非遗热”。网友们纷纷表示：被老祖宗的东方美学硬控了！从细腻绵长的昆曲到意象盎然的古琴艺术，从自由酣畅的中国书法到独具民族文化内涵的端午节……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3项，居世界第一。
建设中国特色非遗保护体系
2004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今年是中国作为缔约国开展非遗保护行动的20周年。9月21—22日，“中国非遗保护2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全面总结了20年来中国在非遗保护的理论体系、实践经验、传承人主体参与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深入反思了当前中国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展望与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回顾了自己20年来的相关工作经验。他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被视为一个生命体，它既有昨天的历史，也有今天的现实实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即如何守正其基本要素，是核心问题。在过去20年中，整个社会更加尊重人类的创造力，并对非遗保护对象的情感内涵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理解。
20年来，“非遗”不仅从一个陌生的外来概念转变为民众熟知的生活用语，其保护工作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的社会实践，并与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融合。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表示，我国非遗保护实践是《非遗公约》精神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只有结合《非遗公约》精神、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模式，才能推动我国非遗保护事业繁荣，为国际非遗保护工作贡献“中国方案”。
树立整体系统的非遗保护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联结民族情感并维系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对珍贵濒危且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调查、挖掘、搜集、整理和抢救。
中国的非遗保护对社会文化和各族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林继富举例说，在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为主线的保护工作中，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得以增强；围绕羌族、藏族和汉族开展的系列文旅实践，将具有鲜明民族身份的非遗项目符号化，增强了情感联结；广东“狮舞”通过影视、文创等形式融入现代生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教授黄永林表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由不同主体共同完成的文化实践。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探索，充分发挥了非遗实践中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的作用，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了“中国色彩”和“中国智慧”。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认为，整体性、系统性的观念是解决过度项目化问题的创新探索。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尊重非遗生态规律为前提，回答了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现代治理、中华文明活态传承等之间的辩证关系。
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
当前，非遗保护工作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的参与热情日益高涨。
李晓松表示，非遗研究已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大背景下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一方面，研究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深入参与非遗保护实践，解决中国田野中的问题，形成中国非遗保护理论；另一方面，研究要有全球视野，既着眼于中国非遗的发展，也要关注国际社会非遗理念的深化，树立世界意识。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王加华认为，任何非遗项目的保护不能仅限于工艺流程或传承人等要素，而应将非遗视为一个系统，结合其环境、构成要素以及结构、功能进行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自非遗概念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覆盖几乎所有非遗领域，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非遗学术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利慧介绍说，我国学界在非遗保护工程的缘起、意义、机制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厘清和本土化阐释、非遗保护对象及其传承规律、保护主体的深入研究、非遗资源的转化发展以及非遗语境下的学科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未来，应立足学术反思的立场，基于保护实践的田野研究，以保护工作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将非遗及其保护工作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进行审视，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非遗研究的发展。
与会学者还围绕“非遗内外：现代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生态与传承：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跨界与融合：非遗保护中的类别与媒介”“主体性与文化权力：非遗的人民性”“理论与实践：非遗保护与非遗学科建设”“话语与政策：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与本土实践”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