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地要求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化。

　　文化如何才能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这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19世纪后期，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华文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遭此境遇，于是西学东渐、变法图强，中国逐渐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一语境中，是否存在一种现代的中国性成为问题的聚焦点。

　　记得2016年冬天，我在日本访问一个月，住在东京。我问一位熟悉的日本教授：在东京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他问：你想看什么？我说，我看了不少名胜古迹，也看了现代城市的风貌。我还是想看一些日本独特的现代文化地标。他回答说：日本的古代源自中国，日本的现代来自西方，很难找到日本现代文化地标。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见解，也许说得太绝对。但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寻找既是现代的，又保留自身文化特性的地标，的确有一点难。

　　在中国，中学与西学是分开的。中学指对中国古代的研究，而西学指对西方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些西欧国家，研究古代中国学术的人被称为汉学家，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则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并不进入学术圈。比如，直到今天，西方人一提到中国美学，就理解为古代中国的美学，现代中国的美学，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存在的。

　　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影响下才出现的。这就是产生很大影响的“冲击—反应”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西方提供原动力，非西方文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出现了现代化。在解释中国近代史时，依据这种模式，研究者将一些事件与相应的改革联系起来。这就从现象上描绘了一幅“冲击—反应”的图景。

　　“冲击—反应”模式影响很大，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一模式忽视了中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所作出反应的主体性。实际上，这存在着一种以“在中国”到“中国的”的发展过程。冲击所产生的反应，是具有主体性的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的过程，并不是中国性丧失的过程，恰恰相反，是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性建立的过程。

　　当前，我们正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有着吸收外来的和古代的因素，在现代学科的划分、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要求的基础上，形成自身主体性的要求。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尤其在一些人文学科中，这种主体性要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美学上，有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18世纪的欧洲建立起来，到了20世纪传到中国。20世纪初的美学界，呈现出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和翻译，在此基础上，中国美学家通过从中国古代和西方汲取资源，面向自身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审美实践，努力建立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体系。在文论上，也有从“文论在中国”到“中国文论”的发展，在哲学上有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哲学”的发展，其他各门人文学科也是如此。这种发展，指的是现代学科的引入与改造，现代中国学科在吸收传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基础上，面向当代实践而逐渐形成的过程。

　　这种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拿来”，经“实践”，再到“创新”的发展过程。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这一过程是行之有效的，是一个很好的操作模式。然而，如果我们从文化主体性角度看，这种模式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中华文化是一个有着自身主体性的生命体，有着内生的动力。这种内生的动力，才是其发生变化和发展的根源。从这种意义上讲，前述模式可以反过来看，即从“创新”，经“实践”，再到“拿来”。

　　“创新”应该是开端。文化的发展，本质都是发自内在的要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据说这是商代开国君主成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时刻清洗自身，更新自身。只有不断地更新，才能保持文化的活力。在“创新”的内在动力推动下，不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前行。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外国和传统中“拿来”各种所需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有着自身的主体性，根据自身创新发展的需要，通过文明互鉴，广泛吸收营养，“拿来”对我们发展有益的各种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世纪的中国，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百余年发展到今天，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有着很多的变化。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曾经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有过一个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与传统文化决裂，这是一种“更新”。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对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辨识的态度，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又一种“更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学术上，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研究，并由此出现了众多研究中国美学史、文论史、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指出， “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是在全面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论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化、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必将引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也将对中华文化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具有整体性，其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文化像生命体成长一样，既会保持传统，又会不断创新，从而从古代走向现代，再走向未来。

　　对于传统，我们的方针即“古为今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一方针的理解要深化。我们不能仅仅将之看成是“旧瓶装新酒”，即用旧的形式放进新的内容。我们还要努力做到的是用旧瓶装适于现代生活、现代人品位的陈酿。让传统活在当下，为当代人的生活增添趣味和活力。

　　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未来趋向，未来定义现代，也形成历史观。走向未来绝不等于抛弃过去，而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由传统产生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宝库，其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向未来发展，所要采取的是一种“回到未来”的姿态，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察其转化的可能性，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建构未来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世界上几个重要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满天星斗的中华大地上的上古文明，通过整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起起落落，却从未中断过，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厚的积淀，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财富。中国人民要建设既具有中华特性，又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文化、新的文明。

　　（作者系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