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领域，确保研究诚信和提升透明度已经成为关键议题。为了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在此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开放科学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布莱恩·诺塞克（Brian Nosek）和荷兰蒂尔堡大学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学院研究方法学助理教授塔玛琳德·哈文（Tamarinde Haven）。诺塞克谈到了开放科学如何通过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来提升研究的整体质量和可靠性；而哈文则探讨了如何利用开放数据和预注册等策略有效促进科研合作、减少学术不端行为。两位专家的见解为当前学术界应对诚信挑战提供了重要视角和解决方案，对推动改善科研环境具有参考意义。

　　打造开放透明的科研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推动开放科学和提升研究透明度的倡导者，两位认为相关措施在预防和检测学术不端行为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诺塞克：开放科学不能完全防止学术欺诈，但可以增加学术欺诈的实施难度，并使其更容易被察觉。在封闭的学术环境中，作弊相对容易，因为科研人员只需写出一篇有说服力的论文即可。然而，若能实现数据、资料和代码分析的共享，并通过预注册让科研人员在着手研究之前就提供研究计划，学术造假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检测到学术不端行为的概率也会上升。当然，我相信大多数科研人员都秉持着诚信的学术态度，尽最大努力开展研究工作。而开放科学的最重要目标也是帮助那些真正想做好研究的科研人员，使他们的努力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提升其学术成果质量及影响力。

　　哈文：增强研究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可以有效防止学术不端行为发生。例如，独立的第三方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核验底层研究数据或链接以及预注册的研究方案，来判断论文或研究报告的结果是否以真实数据为基础，以及是否存在选择性使用数据的问题。这有助于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此外，数据共享和预注册研究方案的常态化意味着其他科研人员可以随时检查某项研究成果，因此也有助于预防学术不端行为。毕竟，越多人看到，就越容易发现“选择性报告”“将次要结果充作主要结果”等不端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哪些符合开放科学原则的工具或策略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和机构提高学术诚信度？

　　诺塞克：我们提倡“生命周期开放科学”（Lifecycle Open Science），这是指在研究的所有阶段——从最初的构思规划到研究成果的传播应用——都保持开放性和透明性。如果希望使研究过程尽可能公开，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措施，包括在研究开始前进行预注册、公开研究的计划和方法，这两者有助于明确哪些分析是事先计划好的，避免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选择性使用数据或数据操纵行为；还可以要求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和研究结束后，尽可能公开所有支持研究的数据、实验材料和代码。研究成果也应尽可能公开发表，可以在同行评审之前将论文作为预印本发布，也可以在正式出版后作为开放获取的文章发布，以确保无论论文发表在哪种期刊上，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访问。

　　哈文：建议科研人员在适合其研究实践的情况下进行预注册。在预注册过程中，科研人员应以“标明时间节点”的方式，将自己研究的问题、设计和分析计划等内容发布出去，以便其他人可以看到完整的研究方案。目前，已有适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预注册模板。此外，建议科研机构不仅要注重培训年轻的初级科研人员，还要确保资深的高级科研人员在研究伦理和开放科学方面得到适当的培训。高级科研人员通常被初级科研人员视为榜样。因此，如果高级科研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发挥引导作用，将有效提升初级科研人员的科研责任感，激励他们坚守学术诚信，杜绝不当行为。

　　系统性改善科研评价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激励你们致力于解决学术界的研究可重复性和科研诚信问题？

　　诺塞克：对我而言，进入科研领域是出于对知识的好奇和对开放合作的热情。然而，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看重这些。我发现，很多科研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面临需要在学术价值观和职业发展之间做出选择的困境。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职位、资助和认可，科研人员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与自己初衷和价值观相违背的行为。这种现象表明当前的科研体系存在功能失调。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希望能够改善当下的学术研究环境，使科研人员能够真正按照正确的学术价值观行事，从而推动科学的长远发展。

　　哈文：在求学和研究生涯中，有一点让我很震惊，那就是激励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并不一定是对知识的渴求，而往往是那些能直接让他们得到认可的东西。我还听说有时真正完成实际工作的往往是初级科研人员，但他们最终却没有被列为论文作者。我一直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无论是个人，还是科研机构，都应该在加强学术诚信上有更多作为。能够更好地鼓励科研人员挑战极限、福泽社会的科学生态系统，才是运行良好的科学生态系统。因此，当一个以学术诚信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职位发布时，我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自那时起，我就一直从事相关工作，也实现了个人成长并进行了深刻反思。我希望我们的培训和资源能够帮助各个科研机构提高学术诚信水平，改善研究环境；更期待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能够长期影响学术界，提升人们对研究可重复性和科研诚信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鉴于学术界对研究可重复性的担忧越来越多，应如何确保科学发现的可靠性？

　　诺塞克：目前，对科研人员的奖励机制主要聚焦于其发表的论文。而一篇论文能否发表，主要取决于其中的研究成果是否新颖、是否具有足够的建设性。在这种机制的强烈刺激下，部分科研人员一味追求“可发表的”成果，甚至不惜以牺牲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可靠性为代价。

　　针对这个问题，最关键的解决办法是将研究的严谨性、质量与可重复性考量纳入奖励机制。例如，在发表“注册报告”模式下，科研人员在得到研究结果前，就应将研究计划交给同行评审。同行评审的评估标准包括研究计划的科学价值、方法的严谨性、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如果研究计划通过评审，期刊就会承诺，在该项研究完成后，无论其最终结果是否符合预期，都会予以发表。这种模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期刊“只发表具有足够新颖性或颠覆性的研究成果”的倾向，从而鼓励科研人员在重要问题上进行高质量研究。由此可见，该模式可以有效遏制“结果导向型”研究，有助于提升科研质量和可信度。

　　哈文：我建议的举措是系统性地改变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科研人员应该被鼓励进行深入和可靠的研究。在这方面，欧盟有一个有趣的组织叫作“促进研究评估联盟”（Coalition for Advancing Research Assessment，简称CoARA）。目前，已有近750个科研组织签署了该联盟的协议，以期重塑对科研人员的评估方式。该协议的第一条原则就是，“确保伦理和诚信是最高优先级，绝不因任何激励措施而妥协”。该协议还做出了相当具体的规定，以确保在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时，重点关注其研究质量，而不是单纯依据其出版物数量或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科研人员。

　　同行间开放和跨学科合作

　　有助于加强科研诚信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透明和开放在促进合作以及打击抄袭、数据造假等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诺塞克：开放的研究文化更具包容性。过去十年中，许多大规模协作项目的成功都应归功于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秉持开放的态度，广泛欢迎各领域合作者加入其中，共同努力。这些是科研文化中令人兴奋的部分。独木不成林，越是大型、复杂的研究项目，越需要团队协作。同时，透明度是评估研究质量（包括不当行为）的必要因素，它不保证质量，而是揭示质量。

　　哈文：提升学术透明度和开放性可以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提高同事之间的开放性可以促进合作。如果科研人员知道其同事正在研究什么，就更容易找到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同样，如果科研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包括需要帮助的在研项目）保持开放态度，其同事也更容易主动发起合作。比起“充满秘密和竞争”的研究文化，开放合作的氛围显然更有利于每一位科研人员。

　　在这里，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我们同事之间有一个传统，在论文预注册并送交同行评审之前，会相互传阅，这需要相当的开放性。尽管有时同事之间并不一定相互认同彼此的研究工作，但这种开放有助于防止剽窃行为发生。当然，这也要求所有同事都大体了解相同的关键文献，而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通过了解同事的工作，所有人可以更容易判断出研究结果是否有问题。这是因为在开放性的科研文化中，大家知道每个人在做什么，并且还可能在某些方面为彼此提供帮助。这会使造假更加困难。过去，很多研究项目都由某位科研人员独自完成。即便有一些助手参与研究，但助手们通常在经济收入或职业前途上依附于主持该项目的科研人员。在这种模式下，有些人总能找到漏洞、伪造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跨学科合作可以在哪些方面防止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科研机构可以采取哪些举措来增强科研诚信？

　　诺塞克：跨学科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协调问题。能够影响科研人员的角色很多，包括他们所在的工作机构、可以让他们发表成果的期刊、他们的资助者以及当地的科研文化等。这些因素对于塑造科研诚信的规范和标准至关重要。因此，各方需要共同努力，明确高质量研究的标准，并建立相应的支持和奖励机制。

　　哈文：跨学科合作可以为促进学术诚信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某些学科可能已经探索出有效防止不当行为和增强研究可重复性的方法。例如，一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最近告诉我，他在一个会议上担任代码检查员。只有当他能够复现论文摘要中提出的研究结果时，该论文才会被会议主办方接受。这种方法在其他学科或许也能有效促进科研诚信。

　　（翁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