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20年来，全球知识生产不断增长，以至于当今世界的知识丰富程度史无前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大卫·贝克（David P. Baker）等人在《全球大科学：大学、研究合作和知识生产》一书中提出，这种知识增长现象的核心是大学的成功及其与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即“大学—科学模式”。知识生产建立在高等教育与科学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尤其建立在来自不同大学的科学家之间的全球性科研合作上。为了研究知识增长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学在促进新兴知识型社会形成方面的作用，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知识增长受多重因素影响

　　英国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120年里，知识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是因为，随着工业的演进和政府的发展，对科学知识以及与高水平知识相关的认证需求日益增长。此外，全球各地的现代化发展也加快了这一进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出现催生了对科学技术技能的需求。自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时代结束以来，在推进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现在是全球科学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科学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随着学校教学能力的发展和大学参与程度的提高，科学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先进科学成果的生产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许多国家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马金森表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其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来衡量和理解的。与此同时，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全球科学的可见度和集成度，科学知识积累的过程本身也促进了知识增长。知识增长不仅受到物质条件和物质激励的驱动，科学对话中的认知交互也可以进一步刺激知识产生。此外，国家科学系统间相对开放的边界以及支持科学合作的政府政策（虽然这在一些西方国家受到质疑），都有利于科学网络、相互认可、彼此合作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增长。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副校长邓肯·本特利（Duncan Bentley）告诉本报记者，摩尔定律表明信息技术发展呈指数级增长，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信息技术支撑着每个学科对新知识的不断探索。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转让和知识共享，推动了技术创新。此外，教育的大规模变革以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使知识的空前增长成为可能。在此过程中，大学可以深入参与社区建设，使科学知识随处可及。因此，知识增长必须建立在大学与社会进行深入文化接触的基础上，并使人们认识到“大学—科学模式”对人类福祉和发展的有益影响。

　　关于知识增长的多重因素，马金森认为，按重要性排序是对科学的好奇心、资本积累、对社会发展的普遍渴望、建设国家的动力、建设有声望大学的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为彼此提供了条件，但也存在不同之处。知识增长既源于资本积累或建设国家的动力，也是由致力于围绕调查、发现、解决、理解等目标进行科学活动的科学家本身所驱动的。

　　大学与知识生产同步增长

　　本特利表示，科学方法是知识增长的基础，社会的进步证明了“大学—科学模式”的成功。在过去120年里，全球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普遍采用了科学方法。无论是以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的形式，大学提供了被全球接受和认可的知识发展体系以及博士培养等相关模式。一个成功的社会，必定会在大学与政府、私人与非营利机构的研究和开发合作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政府提供的大多数研发资金都需要大学的参与才能被合理使用，原因很简单，大学的严谨性和诚信声誉已被证明是具有显著社会效益成果的催化剂。

　　大学将知识生产和科学发展的不同参与者连接在一起，为未来的研究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为研究人员开发新知识提供资源和时间，并作为独立机构为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科研诚信提供必要支撑。大学还将研究、开发和商业主体联系起来，以便科学发现可以应用于社会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大学现已成为全球知识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本特利也强调，知识的大规模发展始于教育的早期阶段，必须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予以重视。在早期教育中，向学生展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的重要性并培养其创造力，是通往成功的知识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在马金森看来，大学和知识生产的同步增长并非巧合，它们为彼此提供有利条件，但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资助大学发展的公共和私人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人们渴望改善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知识经济政策倾向于鼓励政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但在马金森看来，城市地区底层家庭培养孩子的需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除了最贫穷的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最终都会满足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进而推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在推动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中，大学的扩张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大学之外，诸如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研究所、实验室以及私营企业等都在开展科研活动，力图获得新的科学发现。

　　马金森表示，大学在为科学研究、工业和政府培养一代又一代杰出科学家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能是其在科学领域最重要的作用；大学也是一国与他国科学体系间的关键枢纽，影响着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全球科学知识体系。然而，许多国家的大学和科学领域正在受到更大程度的政府干预，跨境合作关系正在被重新规范。一种更为本土主义的做法开始出现，例如，美国政府寻求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以阻碍中国的发展，这大大降低了知识的流动性和自主性，破坏了自由的学术交流和全球研究合作。在1990—2010年间，全球各国对国际化的支持几乎是一致的，如今这种支持已经开始破碎，迫使各国大学面临选择的压力。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未能实现全面繁荣的承诺，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崛起。

　　以政策激发大学的潜在贡献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播艺术学院前院长马特·麦奎尔（Matt McGuire）表示，知识经济侧重于加速技术和科学进步，而研发活动产生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催生新的企业、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机会。大学的使命是通过研究发现新知识，并通过教学传播这些知识。当然，需要参与这一过程的不仅仅是STEM学科。虽然科学和技术在研究的发现、发展阶段很关键，但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转化这些研究。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指出，未来五年劳动力最重要的技能是分析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然后是技术素养，而分析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恰恰是主导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关键。此外，政府也要为大学研究提供足够的资金，重点关注构思新想法、新产品，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环境所需的技能。

　　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在知识密集型工业部门进行，这种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不过，马金森认为，大学并不能直接推动经济发展。换言之，大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和科学方面做出的努力，就无法推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如果政府简单地认为，只要向大学投入更多资源，就肯定能在经济增长或产业重塑方面获得回报，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想要充分激发大学的潜在贡献，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必须伴随其他环环相扣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经济发展仅依靠市场力量也是不够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监管以及所有相关组织之间的综合协商和灵活且不断完善的规划。在治理过程中，特别需要密切关注自下而上的激励与自上而下的协调相结合的方式。例如，确保信息在两个方向上的有效流动。这种方法对于大学和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正如其对于经济和政府的作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