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欧洲开始全球扩张以来，奴隶贸易、殖民、以炮舰打开他国大门的所谓 “自由贸易”以及世界大战等接连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世界经济逐步吸收了多种社会文化制度，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经济体系。通过殖民，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几百年前便已被纳入这个经济体系。

　　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

　　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分工导致了商品、劳动力和资本通过生产、交换和投资链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流动。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内始终存在分工，“核心—半边缘—边缘”不平等关系的差别将永远存在。换句话说，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各国的地位是分层的，而这种分层代表了在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中各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世界经济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有机会通过全球资本流动和生产转移，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个全球性大国，往往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其后也会在“系统性积累周期”中经历衰退。这种衰退是由资本积累的系统性危机的反复发作导致的。当前，全球资本积累就正在经历这样一场以兴衰更替为特征的过渡。中国崛起为一个新的中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活力，这是世界经济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大推力，世界各国有目共睹。中国的市场规模及其融入世界经济的广度、深度，导致西方对其自身的经济主导地位产生了“不确定感”。中国在金融、货币、贸易、环境问题、资源管理、食品安全、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这些政策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中国供求的变化能带来价格变动，从而引发其他国家的相应调整。基于这个逻辑，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西方对中国掀起认知战

　　西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国家。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了多项全球倡议，诸如2013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2021年的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的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及2023年9月中国外交部向联合国递交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西方将这些倡议视为中国打造“替代性世界秩序”的蓝图，或者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的宏伟愿景。在过去几百年里，世界秩序一直由西方主导，霸主的位置在西方内部更迭。对于西方来说，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非西方国家正在对全球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力。

　　纵观世界历史不难看出，世界秩序并非静态不变，而是受到新兴大国崛起和既有强权抵抗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当今世界发生的系列重要事件，可能会成为世界秩序转变或重塑的“关键时刻”，比如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乌克兰危机、中国斡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以及当前的巴以冲突等。世界秩序的演变往往与全球性大国的应变能力密切相关，历史上世界格局的演变都是由于现有大国无力应对新兴大国崛起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波动所引发。

　　以上就是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界炒作“中国顶峰论”（peak China）的背景。“中国顶峰论”的意识渲染体现了现有守成国的恐惧、失控和拒不接受的心理，反映出它们试图削弱或否定非西方崛起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历史上，西方一直试图按照自身想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早期来自欧美的传教士曾尝试在中国复制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力，但他们未能如愿。尽管中国积极学习西方思想和技术，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围绕“中国顶峰论”的渲染实则是西方掀起的一场认知战，旨在说服人们相信中国的崛起是短暂的，且西方长期标榜的政治制度模式依然是世界上唯一可取的模式，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历史是一个永恒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终结。简单的宏观历史视角告诉我们，帝国往往会经历兴起、繁荣、衰落和灭亡的过程。这些过程可能由多种因素引发，包括过度扩张、缺乏创新和远见、战争和军国主义、合法性削弱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崛起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身处顺境太久，傲慢与冷漠滋长，拒不认可时代变化。

　　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显然，人类以及由人类组成的社会体系和国家往往难以面对自身的衰退，对此予以否认并试图逆转衰退是常态，但会有实效吗？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否意味着加速衰落和被孤立，是否意味着放弃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机会？衰退可以是悄然无声的，也可以是爆炸性的，这取决于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

　　可以说，具备诸如此类的宏观视角是观察21世纪初全球政治的基本要求。由于日常新闻通常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事件和情况，因此，在研究者、政治家和媒体中，宏观视角往往不如微观视角具有吸引力。但微观和宏观无疑是紧密联系的。

　　在帝国衰落和世界秩序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还需要借助心理学、宗教学、文化研究等，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理解复杂的现实情况。例如，近年来我们反复看到，西方倾向于将自己的负面特征和行为投射到其他主体，指责其他国家或地区，但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过失。西方主流媒体常常夸大外部威胁和挑战，将自身危机归因于外部因素，而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这种状态容易引发一种偏执情绪，认为其他国家都联合起来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自我观和世界观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因为群体情绪、感知和一系列自以为是的假设，会导致对事实的误解和夸大。西方可能会通过强调自身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从而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失衡。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在经济、文化、政治、外交和媒体方面的影响力却在下降。

　　在西方对中国持续采取冷战式态度和政策的背后，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因素、机制和动机。西方试图通过建立军事基地和多维度影响机制，来维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因此会对其他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采取警惕和敌对态度，他们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出发点可能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而非真正的国际规则。

　　陷于停滞甚至衰退的强权往往认为自己能够战胜挑战，因此会出现持续不断的抹黑他人的行为。例如，在某些问题上不断扭曲、编造事实。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大多怠于了解中国、中国人的思维和想法。衰落者的信条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我们只需要教育别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反复出现的预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中国已经达到顶峰，而“我们”将仍然是全球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强权。

　　在这样的时代，对于正在崛起的多极世界来说，最明智的策略就是以耐心、温柔和理解甚至同理心来行事。各国应当坚持自主路线，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制定战略，积极推动多极世界的建设和发展。因为，根据预测达到顶峰的是西方，而不是“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教授、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