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 作者/供图

　　当我们谈论国际法时，实际上是在谈论由外交引起的“法律外交话语”。这既是一种外交语言，也是国际体系中一种特殊的沟通工具，能够使用这种法律话语意味着有实力在国际体系内产生法律效果。法律外交话语是通过国际条约传达的。之所以称之为“法律”，是因为其具有规范性价值；之所以称之为“外交”，是因为相关双边或多边行为跨越了国界。这种话语还呈现出政治特征。谈判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寻找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的“措辞”。谈判是一个寻找“第三种选项”的过程，虽然各方可能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选项，但最终又予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条约”一词可以作此理解——“条约，是书面化的不同意见”。

　　语言对国际法有重要影响 

　　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解释事物和事件的方式，国际法能否将世界各国的不同概念融合在一起呢？我们能够确保“lawyer”“avocat”和“律师”这几个术语在世界各地都指代相同概念吗？由于文化和语言充满多样性，任何人都难以对此做出斩钉截铁的回答。毕竟，英国法中“lawyer”的角色与法国法中“avocat”以及中国法中“律师”的角色都有所区别。然而，国际法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赖于一种潜在共识，即其各解释者之间意图管理的“世界”是一致的。要想应对这一挑战，就不能忽视语言问题，了解语言差异对国际法中意义构建过程带来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现代历史中的一次事件记录了法语和英语间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使用哪种语言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外交部长毕盛（Stephen Pichon）希望使用法语作为工作语言。然而，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提出了异议，指出英语使用者的人数超过了法语使用者。克里孟梭担心选择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会给英语使用者带来“政治优势”，同时，他也意识到，法语不会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克里孟梭建议将意大利语也纳入官方语言，但这一提议并未获得采纳。最终，法语和英语成为了巴黎和会与《凡尔赛条约》的两大官方语言，这两种语言版本的《凡尔赛条约》均被视为权威性的正式文件，而法语在国际舞台上长达两百多年的主导地位也就此谢幕。

　　这一事件表明，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不仅远远超越了沟通功能本身，还会带来一系列后续影响。当时法国政府担心英美两国在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后将获得更大的政治优势，这一担忧极具象征意味。英美两国的论据是英语使用者人数众多，而法国提出的论点则更偏向以传统为基础。不过，还有许多其他论点能支持某国主张在国际会议上采用其语言，如经济实力、文化与知识层面的强势、与其他语言相近等。

　　人们并没有忽略英语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通用语言的角色，但也能看到，一些英语国家在极力宣传“英语的力量”。他们在当今世界运用霸权手段的方式仍与罗马帝国时代具有相似性：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来推销自己的语言并为其产品征服市场。这两个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英语国家在输出语言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为产品打开了市场。推广一门通用语言明显牵扯到政治与经济利益，而语言的主导地位对于加强国家竞争力来说也至关重要。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荣休教授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其《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探讨了英语的主导地位。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展示了富裕和贫穷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通过语言手段维持两者之间不平等状况的机制。书中的一个观点很有启发性：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渗透在帝国主义的所有形态，原因有二。一与形式有关（语言作为传递思想的媒介），二则与内容有关。

　　中国让世界提升了书写新外交词典的可能性 

　　全球外交实践曾深受那些最强势国家的影响。例如，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曾深刻塑造了世界格局。当双方各执一词，分别对“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一套坚决的主张时，这种做法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这样的两个对立阵营强调各自观点的不相容性，并试图扩大自身影响力，吸引尚未作出决定的国家站到自己那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与最强势国家在世界观和外交实践上有所区别者则缺乏足够空间。此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抵抗这种自视优越的强势国家的干涉。

　　美苏争霸并影响各大全球性议题的格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不可避免地让一些人简化甚至忽略了现实世界及区域性事件的复杂性。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中涉及的文化多样性问题开始更多出现在外交议程中，此前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也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由此，文化成为维护世界秩序和国际法合法性的关键要素。外交视野的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这其中，应着重看到以下几点：其一，国际组织的增多和多边外交的发展；其二，国际组织框架下谈判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其三，随着去殖民化进程的推进，主权国家数量上升；其四，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崭露头角，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提升。

　　中国的经济腾飞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也在这种转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威胁”或者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现实因素”。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此种态度，背后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中国让世界提升了书写新的外交词典和外交语义的可能性，但某些西方国家仍然拒绝对此解放思维、增进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倡议等挑战了西方的“全球化”概念，因为在中国提出的倡议所构想的世界中，每个主权国家的文化差异必须得到尊重。中国的外交方式丰富了国际秩序与国际社会的多样性，而西方国家并不熟悉这样的世界。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些西方国家过去只懂得如何通过殖民来强加自己的观点，现在也不太愿意向非西方国家学习。

　　中国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中国敢于提出另一种概念的“全球化”。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独到的思维方式，中国或许能够重新书写外交实践，推动世界构建一个不那么西方化、更接近世界本来面貌的国际秩序，一种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国际秩序。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在北京举行。中世纪的丝绸之路是东方知识传播到欧洲的途径之一。来自东方的知识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而文艺复兴又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产生。当今西方世界不乏分歧、歧视、仇外情绪，或许，新丝绸之路可以作为“新文艺复兴”的先驱。只不过，这一次的“文艺复兴”，将选择全球南方作为摇篮。

　　尽管可以使用英语作为沟通工具，但人们需要赋予国际法以新的含义，从而推进一种更平等、更包容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发展。中国的外交方式以及全球文明倡议无疑在邀请人们走出冷战思维，摒弃偏见，交流互鉴。

　　（作者系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教授、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