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学者柯杰米（Jamieson M. Kirkwood）和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利安·蔡司（Julien Chaisse）发表了题为《智能法院、智能合同与在线争议解决的未来》（Smart Courts, Smart Contracts, and the Future of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的论文。本报记者就在线争议解决（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机制的最新进展，对蔡司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访问助理教授马克·麦克劳夫林（Mark McLaughlin）进行了采访。

　　ODR解决更多涉外经济纠纷

　　麦克劳夫林对记者表示，新冠疫情发生的三年间，国际争端解决领域在ODR的使用上发生了重大变革。疫情带来了一批熟悉在线平台的法律从业者和商业人士，他们一致认为ODR为可行且合法的争端解决手段。新加坡国际争议解决学院国际争议解决调查（SIDRA IDR Survey）结果显示，使用国际仲裁的用户中，2020年支持使用在线平台的用户比例为47%，而202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9%。照此趋势来看，ODR将随着行业信心的增长而持续发展。尽管针对复杂、高价值的争端而言，现场听证依然是固定设置，但ODR可以为许多其他类型的案件带来成本效益更高的选择。由于投资类纠纷通常具有时间跨度长、成本高昂特征，预计未来ODR将会被运用到投资类纠纷等仲裁或者调解的某些阶段，例如与某些程序性事项有关的阶段。而对于需要交叉询问多名证人的高度复杂案件，现场听证仍然不可或缺。

　　麦克劳夫林认为，在商业领域使用ODR具有许多优势，如可访问性高、灵活度高、效率高等，它同样也适用于国有企业，因为许多国有企业在商业运营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是，国有企业在使用ODR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信息安全的问题，因为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属于其所在国家的主权范围。为此，相关机构和企业应当制定先进的安全网络框架，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同时履行保密义务。

　　“一带一路”倡议规模大、涵盖范围广，麦克劳夫林认为，妥善应用ODR可以防止共建项目陷入冗长的诉讼之中。比如，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使用标准化的ODR模型，或许可以构建一个默认的争端解决模式，允许各个参与伙伴轻松访问。

　　新技术赋能公正高效解决争议

　　蔡司在论文中指出，ODR意味着“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引入争端解决流程”，它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尽管最初的ODR主要旨在引入更便捷的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制，但它现在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用，目前还引入了智能法院模式，并已成为“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同‘接管’法律”的一部分。蔡司将其称为“ODR+”，即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来辅助争议的解决。集成以上技术可以提高当前ODR的效率、透明性和安全性，如智能合同能够在预定条件满足时自动执行合同义务，而智能法院能够自动作出公平的裁决。国际上的各种商业平台也开始对ODR产生兴趣，并逐渐将自己的ODR系统商业化，如eBay的纠纷解决平台、Smartsettle、Virtual Courthouse和Modira等ODR系统。

　　蔡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ODR+”正处在初期开发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逐步开始评估它的潜力。“ODR+”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目标完美契合，因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视数字合作和智能治理，并通过技术整合来保障经济活力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在推动“电子金砖”（E-BRICS）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着力增强金砖国家之间的数字合作。这些举动不仅有助于释放数字经济活力，还为“ODR+”高效解决争议开辟了新路径。因此，“ODR+”项目应该发展成一个超越国界、行业和领域的协商平台，同时，扩大基层参与程度，赋予经济主体必要的知识和工具，帮助它们有效解决争议。此外，教育部门和智库机构有必要合作制定ODR的未来发展蓝图，让所有参与方都能公平参与其中。

　　他表示，智能法院和智能合同已经成为“ODR+”框架中的关键要素。智能合同利用区块链中不可更改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大大增强了合同的安全性和透明度。通过在规定条件满足时自动执行合同条款，智能合同显著缩小了合同违规带来的争议范围。智能合同的自动执行性质或许能为企业开展交易和解决争议的方式带来转变，并进一步促进相互信任和交易的可预测性。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智能法院，即一种搭配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平台。该平台旨在简化司法程序，提供快速且公正的争议解决方案。通过深度学习算法，智能法院可以分析大量案例和数据，帮助法官作出更明智、更精确、更及时的司法决策。这不仅有助于减少传统司法上的程序性延迟，还可以减少由于人为错误或偏见而导致的不确定性。

　　麦克劳夫林也指出，某些形式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应用于面对面纠纷解决和ODR中。例如，某些高级软件可以完成尽职调查等任务，从而减少对大量文件的手动审查的需求。未来，实时翻译功能的推出也能显著降低司法程序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

　　未来须解决安全、标准及隐私问题

　　据麦克劳夫林推测，未来人工智能还将催生一些更具创新性的应用程序出现，如用于预测案件结果或推荐仲裁员或律师的分析工具。当然，应用这些程序的前提是确保网络安全性和数据的保密性。同样，人工智能程序也要经过必要的审查，以防止强化现有的偏见，特别是要避免潜在的种族或性别偏见。人工智能程序为争端解决行业提供了更多便利，但相关风险必须得到妥善管控。

　　蔡司也预测，未来会有越来越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逐步融入争议解决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重点便是运用抗量子密码技术提升程序安全性。此外，“ODR+”系统还有可能被整合到物联网中，为未来深度互联互通的世界提供无缝式的争议解决生态系统。

　　蔡司表示，未来可能会出现全球公认的标准和协议来更好地促进跨境争议的顺畅解决。此外，类似硅谷的技术中心也可能在世界各地应运而生，专门用于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技术。法律和技术将深度融合，用透明高效的流程取代传统模式带来的延误。为了进一步创新“ODR+”框架，实现安全、可信的交易和互动，可以考虑诸如“身份去中心化”类型的解决方案，将用户隐私权和知情同意权置于优先位置。同时，抗量子密码的加密算法有助于为“ODR+”构建安全的堡垒，保护该生态系统免受量子计算革命带来的影响。未来，我们可能会见证这些技术在“ODR+”框架内实现协调整合，从此合同义务不仅受到法律约束，还将受到技术约束。这种协同作用有望促使法律生态系统运行更加流畅，与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与时俱进。此外，这种积极的争议解决方法能够在争议升级之前预见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可以考虑通过创建预测模型，预见潜在争议，并鼓励各方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当前，包括欧盟在内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使用“ODR+”平台处理消费者争议。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也可以从这些举措中汲取经验，建立一个包容、多样化的协作系统。此外，国际组织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推动跨境合作、建立规范和标准，以及确保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互操作性和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