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诞生不足百年、相对年轻的学科，中国考古学70年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为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发挥了考古学独特的作用和贡献。”8月28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开幕式上如是说。

　　本届论坛以“新中国考古70年”为主题，由中国考古学会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分别梳理该领域70年来的发展脉络、重要发现、主要成果及发展方向，是一次对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回顾和总结。

　　中华文明时空框架逐步建立

　　1949年9月27日，周口店遗址恢复发掘，标志着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正式启动。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看来，旧石器时代考古70年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了以器物为中心到以遗址为中心再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极大拓展了中国地区古人类生存演化的时空框架。目前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逾2000处，涵盖距今200多万年到1万年的各个时段。基本厘清中国最早人类的来源和现代人起源及演化过程。

　　高星说，进入新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在田野实践中致力于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接轨，注重发掘与信息获取的全方位、精细化，运用现代测绘和记录手段系统，全面提取材料与信息，在发掘中注重遗址与遗物的保护与展示。遗址或区域连续、深入的发掘、研究和高分辨率的文化序列的建立，成为重要的学术目标，定量分析不断取代定性判断，研究思路逐步从主观转为客观。

　　史前考古因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关系最为密切，其研究进展历来备受瞩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70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学以重建中国古史为核心目标，以“考古”求“释古”，挣脱了以古史记载为依托的传统古史观的束缚，展现了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1949—1979年的30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1980—1999年的20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2000年至今的20年中，多学科结合和国际视野成为亮点。

　　李新伟认为，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关系的文化共同体，即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可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

　　最早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和大众视野的三代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领域。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教授唐际根认为，1949—1979年，夏商考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要为古史重建。1979—1996年，古史重建具体化为“构建历史文化框架”，考古发现的空间覆盖与考古学文化类型的提出尤为重要。1996—2019年，考古学被赋予“独立构建古史”的时代使命，取得与史学并列的学科地位。此外，区系类型思想的应用、各项专题研究、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国家大型课题的研究、文物保护与遗产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认为，70年来，两周考古学的成就彻底改变了传统先秦史的内容。两周的历史叙述由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王朝政治体系，转变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全方位文化及社会发展史；史观方面由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转变为多元一体历史观；叙述对象由以王朝帝王为核心的政治史，发展为以古人社会、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史，呈现出既与相关历史文献相呼应又大大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历史文化面貌。

　　谈及秦汉考古70年来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坦言，这可谓是从“古不考三代以下”到蔚为壮观的极大转变。至20世纪80年代末，秦汉考古与战国考古彻底“分手”，成为独立的研究方向，在理论方法上有了很大突破，如器物类型学研究、遗迹类型学研究等，对墓葬整理工作都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此外，都城、帝陵、手工业等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已建立起不同区域的秦汉考古编年，并不断完善调整。

　　三国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复杂的时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认为，这样一个恢宏的文化及文明的巨大变革期，给考古学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70年来，重大考古发现大规模增加，为解决若干历史和文化学术问题提供了根本性条件；学术主动性考古逐步展开，以都城考古、瓷业考古、帝陵考古等最为典型；丝绸之路考古工作全面展开，一些跨国合作考古项目和专业研究机构建设快速推进；多民族文化及区域性文明考古受到重视；考古发现转化为文化遗产，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世界遗产事业服务意识普遍增强。

　　辽宋金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认为，都城考古发掘和研究，是这一时期考古学的核心内容。历史时期的城址大体可分为古今重叠型和荒野型两大类。新世纪以来，城市考古的发掘理念和技术方法不断进行实践和总结。考古的主动性发掘越来越多，综合性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此外，辽宋金元明清时期考古学科建设、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将是近年工作的重点。

　　研究愈加精细化和专业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考古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考古知识的需求远高于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近年来，考古从业者积极宣传、普及科学的考古学知识，使民众愿意将考古学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希望通过开展多种公共考古活动，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讲好中国故事。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形成期发展至今，动物考古学从可有可无，到必不可少，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介绍说，现已基本厘清古代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同时深入探讨动物资源开发和利用及其与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关系，探索古代中国动物的次级产品的开发，系统研究动物在古代中国祭祀、丧礼等礼仪中的使用，深入探讨古代中国骨器和制骨手工业。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孙永刚认为，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特殊学科。“浮选法”作为一种获取植物遗存的田野方法被应用到了考古发掘中，并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获取植物遗存这一难题。植物考古研究不仅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在植物利用方式、农业起源与传播、环境与人类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科学证据。

　　人类骨骼考古近年来发展迅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辉介绍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研究人员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人类牙齿化石，研究显示其类牙齿尺寸较小，形态位于现代人变异范围。这一发现将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由原来认为的距今6万年提前到距今10万年。

　　据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丁见祥介绍，自1987年以来，我国共开展过不同规模的水下项目80余项，工作范围北到丹东海域，南到南沙海域，已经开展了我国首次深海考古的探索工作。截至2016年，已确认241处水下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及近现代，这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渐趋发达的史实相吻合。未来将继续做好基础工作，资源调查由被动尽量转向主动。

　　1980年以来，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建议，未来将加强考古遗址的环境考古综合研究，加强对考古遗址各种环境因子系统重建，并尽可能提高古代环境特征及其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更加重视自然环境、人类文化本身对文化演变的综合影响分析。在大量研究案例基础上，逐渐加强环境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加强环境考古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对比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坦言，70年来，各个时段、各个专业领域的考古学研究都确立了明确的学术目标，涌现出诸多重大专题研究。在“证经补史”中，“补史”越来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主流。同时，田野考古取得重要进展，在规模、数量上，在空间、时间上，全面提供考古资料，重大发现屡见报端。研究技术方法也取得长足进步，同时带动了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催生了新的考古学研究领域。目前，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出去”，与诸多国家展开考古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走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