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闲集》中作于1927年的文章，被鲁迅定义为《而已集》“续编”，它们同《而已集》中作于作者离开广州后的几篇一道，构成鲁迅“转折期”和晚期的意识缓冲和风格皱褶。在《怎么写》和《在钟楼上》里，鲁迅再度肯定了杂文样式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正当性和创造潜力。通过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鲁迅进一步打开杂文的历史和审美空间，赋予杂文写作以更多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的结论性总结，不仅是写作技巧意义上的经验谈，更是鲁迅杂文风格运动的一次象征性的清场和内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