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供需对接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20年01月08日 08: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8日总第1853期 作者:易先忠 郑帝

  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本土供给能力与供给结构的不断改善。大国本土供给与国内需求的匹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而出口结构既是外需的反映,也是国内生产结构在空间上的扩展。正是在“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双重对接下,国内需求与本土供给的相互促进,出口结构与本土供给的良性互动,将共同促进本土供给能力的提高和供给结构的优化,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以内需为导向的国内供给体系和出口生产体系,成为解决我国当前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举措。

  第一重要义:国内供需匹配

  中国的超大经济规模特征内生决定了国内需求与本土供给对接的必然性。本土供给与国内需求的匹配和平衡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大国国内需求是培育增长新动力的“国家特定优势”,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多层次需求结构可以通过支撑规模经济、引致技术创新和涵养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催化生成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反之,国内供需错配就会产生超额需求或过剩供给。一般而言,小国的供需错配可以通过贸易实现再平衡,但大国的供需错配会在国际市场上产生所谓的“大国效应”,囿于贸易条件恶化的发展困境。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依靠国际市场平衡大国国内供需失衡已经举步维艰。因此,大国更需要依托内需,实现供需匹配。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在于本土供给与国内需求没有有效对接,着重体现在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而国内需求升级凸显了供需错配程度。在中高端产品、服务和公共物品的国内有效供给不足的同时,传统高能耗产业因无效供给而带来的产能过剩成为中国经济最需化解的顽疾。随着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居民消费呈现出从注重数量向追求质量等一系列转变。以服务消费、品质消费和时尚消费为代表的消费新热点和消费新模式,呼吁本土供给升级。但供给端生产体系调整始终滞后于需求转换,以及当前新消费催生新供给的环境,致使国内需求无法通过国内有效供给满足。

  第二重要义:出口与内需对接

  一般而言,出口是本土企业依托国内需求逐步培养竞争力,而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市场“自选择”的结果。“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不仅要求国内需求、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与相互促进,还要求通过“内需引致”与“出口中学”改善“本土供给”这一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然而,由于大量出口企业并不面向国内市场,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与服务于国内需求的产业结构高度“背离”。在经济发展初期,立足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贸易模式是符合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但在外需萎缩、传统优势削弱和国内需求日趋旺盛的新阶段,这一模式正失去其发展所需的内外经济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脱离本土需求的贸易模式不利于本土企业综合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这一模式从市场空间上掐断了中国企业利用国内需求构建高层次对外竞争优势的发展路径,使得外贸新优势的培育成为“无源之水”,进而延续以往粗放式外贸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出口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的割裂,“出口中学”效应也难以提升国内产业部门竞争力。出口贸易被誉为“增长引擎”的根源在于,通过“出口中学”等途径提升了本土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因此,脱离本土需求的外贸发展模式,尽管可能带动出口升级和出口规模扩张,但割裂了“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之间的关联,偏离了外贸发展的“增长引擎”作用。

  实现国内需求、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良性互动

  中国的经济规模决定了供需结构双重对接的必要性,一是建立与国内需求相适应的生产体系,实现国内供需匹配;二是建立以内需为依托的出口生产体系,实现国内需求与出口生产体系相匹配。为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实现国内需求、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的良性互动。

  其一,提升对国内需求的本土供给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于实现供需对接,提高面向国内需求的本土供给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理顺各类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和流通环节,以完善的价格机制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通过打破行政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淘汰无效、落后产能。同时,以“有形之手”弥补新技术、新产业生成过程中的外部性,催生有效供给;通过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和实施高技术服务业创新工程等,催生适应消费升级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此外,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间品进口,有效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提升本土企业对国内需求的供给能力。

  其二,利用内需引致本土企业竞争力提升。需求引致的企业竞争力缺位是当前中国本土企业能力缺失的重要原因。培育高层次竞争优势的政策措施不能局限于激励企业创新投入的优惠政策和释放面向本土品牌的需求空间,而应该把视角放宽到国内需求对微观企业竞争力的诱致功能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形成公平竞争、规范有序、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就目前而言,需要加快构建企业失信惩戒机制、治理“山寨产品”、规避恶性价格竞争,优化企业创新环境,发挥国内大市场的“需求引致创新”功能。还要规避渐进式转型过程中的各类寻租行为和投机行为,激励本土企业依托国内需求寻求以技术、品牌为核心的竞争优势。通过加强质量监管、畅通消费维权渠道等途径,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把消费者的诉求转化为本土企业改进产品和服务的动力和方向,发挥国内大市场的消费反馈驱动创新效应。

  其三,提高本土供给的国际化程度。本土企业依托国内需求提供的产品能否转化为出口产品,是“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产品”有效对接的关键。其中,国内高端需求是国内外需求的有效结合点。培育高端需求不仅要发展壮大社会中产阶层,还要通过降低高质产品税收、发挥国内外高端需求的示范效应以及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提高本土供给产品的国际化程度。同时,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统一也是提高本土产品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手段。美国经济学家保莱·塞罗曾指出,21世纪国内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将参与并领导制定国际市场运行的各种规则。而中国国内需求和供给规模的大国优势,为推进中国标准走向国际提供了基本条件,也有助于本土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乘势扩散到全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世界市场转移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重塑研究”(19BJY09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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