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幽默语是指发生在外交场域的诙谐话语。它和国际关系相伴而生，是外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语言现象和交际方式，已成为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有关幽默语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西方三大传统幽默理论是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叔本华认知学观点“乖讹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学阐释“优越论”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读“释放论”。西方著名语言学家以及国际幽默研究学会的创始主编Victor Raskin对幽默语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其著作《幽默的语义机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幽默语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深层次的语义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语义脚本理论”（SSTH）。Raskin的学生Salvatore Attardo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幽默理论研究，其著作《幽默的语言理论》成为研究幽默语的重要文献。而John Morreall的专著《笑与幽默哲学》则从哲学层面对幽默语进行了全面阐释。Seana Coulson在其经典专著《语义跳跃》中将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神经科学有机结合，详细阐述了“框架转移”和“语义跳跃”等概念，开辟了幽默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朱永生、刘乃实、闫广林、胡范铸等中国学者对幽默语也进行了深度解读和系统研究。上述学者分别从人类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神经学、心理学、语言学、生物学、美学等多个角度对幽默的定义、分类、特点、功能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成果各具特色。然而，国内外对外交幽默语的专题研究依然不够充分，应采用外交学、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等跨学科的视野，对外交幽默语的特殊属性、生成机制、构建策略和语用功能等展开深入探讨。

　　外交幽默语有特殊属性

　　外交幽默语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和话语方式，是外交与语言、政治与文化复杂交织而成的共同体。

　　要探讨外交幽默语的产生和功能，首先必须厘清其语言特征和本质属性。外交幽默语是主权国家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其他国进行交涉、谈判、对话而时常运用的诙谐表达方式。因此，外交幽默语除具有一般幽默语的诙谐性、讥讽性、趣味性、艺术性等特点外，还具有政治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性特征。其中，政治敏感性是外交幽默语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外交幽默语注重传递某种政治寓意和政策意义，而一般幽默语则较少涉及政治话题，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还使得外交幽默语同时具有得体性、礼貌性、精练性、严肃性和原则性等特点，而一般幽默语的表达内容和方式则更加随意、自由和诙谐。另外，外交幽默语是发生在不同语言文化体系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诙谐语言，具有极强的跨文化交际性。受中西方语言文化民族差异性的影响，受众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外交幽默语的效果。此外，中西方幽默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中方的外交幽默较为含蓄、内敛、严肃，而西方外交幽默则相对直率、张扬和随意。因此，在构建和运用外交幽默语时需要注意语言文化差异性。

　　外交幽默语生成涉及多因素

　　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认知过程，会涉及言语幽默和非言语幽默，对其进行解释有助于外交幽默语的成功构建。叔本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对幽默现象的内在因素和逻辑进行了静态性解释，而对幽默生成机制这一动态性过程较少涉及。对于外交场合言语幽默的生成机制，可针对外交语言的特殊属性，采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转移”理论（Frame-Shifting）和语用学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等跨学科视角来分析。

　　Coulson认为某些幽默效果的产生是由出人意料的框架转移所造成的。“框架转移”是听话人对说话人语义的分析、理解和认知重构过程，是从一个旧的思维框架（预想）跳跃到另一个新的思维框架（现实）的过程。“框架知识”是构成幽默的重要因素，个体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与之对应的“框架知识”便大相径庭，这导致异质文化间的外交幽默的方式和效果有所不同。

　　叔本华作为“乖讹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想法与Coulson不谋而合，同样认为任何笑话的产生都是因人们对两种情况之间不协调的突然感知造成的，笑即是对这种不协调的外在表达形式。Coulson将幽默话语的生成过程分为两大步骤：受众在理解幽默话语的前半部分时通常先启动头脑中预设的默认框架 （default frame），而当受众发现其与新输入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则舍弃默认框架而启动新的框架，以便使它能与新输入的话语信息进行概念整合，并且重新解释幽默话语的前半部分。Coulson将 “舍弃—启动”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语义跃迁”（semantic leaps），并认为某些激发词（trigger words）能够成功引发“框架转移”，从而生成幽默。胡范铸则从情感认知的角度对幽默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描述，认为幽默的生成反映于心理之期望的突然扑空、经验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情感之郁积的巧妙释放。以上观点对于解读外交幽默语的生成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根据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机制可以得知，外交幽默效果的强弱与心理落差的高低、经验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大小成正相关。

　　利用“合作原则”构建外交幽默

　　研究发现，违反“合作原则”所产生的“言外之意”通常是促进幽默话语成功构建的重要手段。“合作原则”由美国著名语言学家D. H. Grice提出，是语用学中的经典论述之一。合作原则包括四条准则，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Grice认为，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会有意或者无意地违反“合作原则”，从而产生“特殊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而“言外之意”这一点在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交幽默语中尤其显著。例如外交场合国家领导人有意违反“量的准则”使话语少于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时，会给听众设下悬念，有助于外交幽默语的成功构建。

　　Grice认为，反语、暗喻、夸张等都是说话人有意违反“质”的准则的结果。笔者认为，违反合作原则框架下的一条或多条准则容易产生修辞效果，而催生幽默感的“激发词”则通常是修辞话语的核心部分。通过对外交幽默语的实例分析可以发现，外交发言人经常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双关、谐音、比喻、夸张、反讽、旁逸、顿跌等多种修辞手段成功构建幽默话语，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违反合作原则”易使受众思维发生“框架转移”和“语义跳跃”，造成心理期待的突然扑空，进而导致幽默感的最终生成。总之，“框架知识”是幽默话语的主要构成因素，其发生跃迁是幽默产生的心理认知基础，违反合作原则是成功构建幽默话语的有效手段之一。

　　研究外交幽默语现实意义重大

　　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外交幽默语具有独特的话语构建作用。在外交演讲、国际谈判或新闻发言中，恰到好处的幽默语所发挥的效用远胜于僵硬、刻板的外交辞令。因外交语域的特殊性，外交幽默语除具有活跃外交气氛、回避敏感话题、化解外交尴尬、增进国家间友谊之外，还具有宣示外交政策立场、传递政治意图、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等重要话语功能。换言之，外交幽默语是有效传递中国声音、树立大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外交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路径。

　　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已迫在眉睫。随着学界外交话语研究的持续升温，外交幽默语将成为外交修辞研究和外交话语构建的热点话题，是激活大国外交话语模式、提升话语自信和质量的重要元素和关键路径。因此，应遵循外交幽默语生成规律和国家间语言文化差异性原则，采用国际关系学、外交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等跨学科的维度，贴近西方读者对幽默的特殊偏好和心理需求，恰当刺激国外受众产生“出其不意”的心理落差和“喜闻乐见”的思维跳跃，力求打造融通中外的幽默话语。这对推动我国外交幽默语在异质文化间的转型发展，对讲好中国外交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外交翻译的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7BYY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