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与四库底本探赜
2018年09月03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3日第1528期 作者:琚小飞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辑录先秦至清代的主要书籍,共收3461种,素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之誉。《四库全书》收录书籍时,仅标明采择来源,并未著录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偶有语句涉及书籍版本,但终是只鳞片爪。如果能够区分版本来源,对探讨《四库全书》的办理过程及馆臣对书籍的篡改、考订等不无裨益。

  运用不同方法进行考辨

  关于四库底本研究,最早缘起于对翰林院所藏《四库全书》性质的考辨。清季以来,众多学者将翰林院所藏《四库全书》视为“第八部《四库全书》”。黄爱平《翰林院〈四库全书〉底本考述》(王俊义:《清代学术文化史论》,文津出版社1999年)认为,翰林院所藏书籍乃是纂修《四库全书》的底本,其来源为尚未发还的各藏书家进呈书籍。翰林院所藏四库底本散佚后,各大藏书机构多有收贮,纷纷视为圭臬,而今人研究《四库全书》所据底本,皆是以藏书机构残存的底稿本为据,并结合其中的修改痕迹,推测底本源出,进而以馆臣的校改内容,探究四库馆办理书籍的过程。

  2011年,北京出版社整合全国藏书资源,出版《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收录四库底本300余种,占现存四库底本75%以上。如此一来,无需查阅各收藏单位,即可据此书按图索骥,为研究四库底本及版本源流提供了便利。这些四库底本或钤有表明底本的“翰林院印”,或保留四库馆臣的修改墨迹,由于存有现实的文本,相对容易辨别。然而,对那些并不存世的四库所据底本而言,由于没有具体的书籍实物进行比勘,其版本来源便无从知悉。

  综上所述,学界研究《四库全书》所据底本,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利用四库修书时的存世底稿本为依据,这也是四库底本研究最为便捷的方法。其实,四库学界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借助四库修书期间的版本著录信息,并结合不同版本的比勘,来判断《四库全书》收录书籍的底本。细究之后不难发现,第一种方法建立在搜寻四库底稿本基础上,具有较大偶然性。第二种方法缺乏版本推定最为重要的证据,即四库本与所据底本之间的关联,仅仅以有关版本著录信息为据,稍有不足。

  《四库全书考证》是四库馆臣办理书籍时校勘成果的汇总,而考证内容均是针对四库收录书籍的底本而言,实际上就是《四库全书》的校勘记,在推断《四库全书》收录底本方面具有极大价值。严格地说,《四库全书考证》对四库版本鉴定的价值远未开发,其中不仅涉及所据底本,而且包括相关的参校本。利用《四库全书考证》的校勘内容来判断底本,既不同于前述直接使用底本实物的方法,也不同于完全参稽版本著录信息,而是既依据《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版本记载,利用原始的校勘记,同时与现存的相关版本比对,最后确定底本。

  通过多种途径确定底本来源

  四库底本一般具有几个特征,其一是钤有翰林院大印,这是所有四库底本的标识,因四库馆采择书籍,首先交由翰林院收贮,钤盖印记以备查核;其二是书籍中的校签、涂乙或者修改,这是馆臣分校书籍时做出的校勘,是反映馆臣校书工作以及确定工作底本的依据。当然,依据《四库全书考证》探赜四库底本,首先要辨别版本流传,再比勘版本内容信息,最后以《四库全书考证》著录的内容与现存版本比覆,以确定底本来源。

  第一,利用《四库全书考证》进行四库底本考辨时,应详细完整地掌握版本流传信息,熟悉各版本之间的渊源关联,这是进行四库底本考辨前最重要的步骤。《吴郡志》于绍定二年(1229)首次刊刻,是为宋绍定刻本,后世流传较广,并历多次抄配续修。宋刻之后,元代并无刊刻《吴郡志》之举,目前见存的仅有元修抄配绍定本《吴郡志》。明代刊刻《吴郡志》多部,有内府刻本、苏州府刻本及明末汲古阁刻本三种。入清后,至《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吴郡志》并无重新刊刻,仅有雍正间宋宾王校宋本《吴郡志》。宋宾王曾以《吴都文粹》及旧钞本《吴郡志》互勘于汲古阁本上,所正讹脱甚多。此后,宋氏校本归于士礼居,黄丕烈复为校正若干字。综上所述,四库开馆前,《吴郡志》的版刻流传仅有宋刻本、明刻本三种及清初校宋本,但明刻内府本、苏州府本皆仅片语记载,明清之际均没有其他书目见载,或当不存,或亦从宋版影刻,皆不出宋刻之右,惟汲古阁本及宋宾王校宋本精审。根据上述版本梳理,《四库全书》收录的《吴郡志》应为绍定本、汲古阁本与宋宾王校宋本三者之一。

  第二,在明晰书籍的版本流传和著录信息后,先进行初步的比勘,如目录、卷次甚或某些显而易见的内容差异等,进行初步的版本甄别与筛选,排除一些不可能成为四库底本的版本。以《吴郡志》为例,经与《四库全书》收录《吴郡志》比勘,可排除汲古阁本及宋宾王校宋本:首先,四库本《吴郡志》未吸收汲古阁本的校订内容,亦未沿袭汲古阁本旧误,多处叙述迥异,人名登载亦有明显不同;其次,宋宾王校勘本的增补内容,四库本亦付阙如,如宋宾王于卷十一吴渊以下增补郑霖等六人,四库本一如宋刻,并未登载郑霖等人;最后,宋氏校勘纠正的讹误,四库本一仍宋刻之旧。据此,《四库全书》收录之《吴郡志》不应以汲古阁本或宋宾王校录本为底本。

  第三,将《四库全书考证》中的底本校勘信息,与各版本比覆,这是最为关键的步骤,也是印证《四库全书》缮录底本的直接依据。《四库全书考证》卷四十录《吴郡志》考证内容20余条,均是针对所录底本的校改。经逐一比勘,完全与宋刻本《吴郡志》的讹、脱、误、衍情形一致,部分与汲古阁本《吴郡志》相同。汲古阁本以宋刻本为底本,两者具有同样的讹误亦属常情。结合前述各版本流传信息,以及《四库全书考证》针对底本的校改内容,仅有绍定刊本与四库本完全一致,可以推定绍定刊本《吴郡志》为《四库全书》缮录的底本。四库底本的推定正好与现存的上图藏本相印证,因此,借助《四库全书考证》进行四库底本考辨,是一种可靠方法。

  底本考索具有多重意义

  学界对四库修书以及四库本颇有微词,一方面由于馆臣肆意篡改,致使书籍失真;另一方面四库本只是依据旧本抄录,在原本留存的情况下,四库本便被遗弃。平心而论,四库馆臣确有篡改典籍之举,但亦不乏考证之作。馆臣广征博引,考辨四库收书的底本讹误,相当精审,不可一味驳斥。

  首先,考索四库底本首要意义在于为点校古籍提供依据。今人点校古籍,注重底本与其他校本之间的参校,而很少关注底本与参校本共同存在却未被发现的问题。借由四库底本的考辨,四库馆臣校改四库所录书籍,均是针对底本的校勘,还广泛参校其他版本,并汇辑而成《四库全书考证》一书,对今人的校勘工作极具价值。

  其次,辨析四库底本的版本源流,广储异本,博采群籍,勾稽旁本,并对勘不同版本的内容异同,窥探不同刻本之间的增益补撰,可以弥补其他文献记载之阙。这不仅能够提供版本参考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西湖游览志》为例,嘉靖本、范鸣谦刻本及季东鲁刻本仅载嘉靖二十六年前之建置沿革,而万历间商濬刻本弥补了大量嘉靖二十六年以后的西湖沿革史料,特别是增益西湖遗迹重修复建的过程,详悉叙述相关历史沿革、得名缘起等。

  最后,探赜四库底本,明晰版刻递藏流传,分析所附跋语记载,借此熟稔古籍辗转的流通环节,还原书籍流传的具体情境。此外,在具体的考辨过程中,缕析书籍撰写、刊刻的历史场景,以窥探书籍流通产生的社会影响。在探寻《吴郡图经续记》的版刻流传时,通过各刻本的序跋、钤印等,大致勾勒宋刻本《吴郡图经续记》的流传及递藏脉络始自明正统年间叶盛,后由钱榖、毛晋收贮,辗转明清之际,经陆贻典、徐乾学、顾若霖、顾听玉、黄丕烈、汪士钟、胡珽而至汪鸣銮。与此同时,宋刻本《吴郡图经续记》辗转流播的过程中诸家的校勘题跋,均是对宋刻本价值的挖掘。这些校勘细节的展现,均源自梳理《吴郡图经续记》的递藏源流,而这也愈加提醒宝藏书籍之不易。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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