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美欧在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国家主权的本质等问题上的分歧令一些分析人士看衰“跨大西洋联盟”。5月24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美国优先，欧洲孤立？”研讨会，来自美欧关系和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多位专家出席了会议，并就“跨大西洋联盟”的前景、欧洲特别是欧盟对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性、欧洲国家能否“自力更生”等问题展开讨论。

　　“目的”分歧或导致美欧关系破裂

　　英国《金融时报》驻美国华盛顿特区专栏作家、评论员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谈到，大约三年前，美国共和党和保守派政治运动支持自由贸易，对俄罗斯态度强硬；而今天，特朗普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对俄态度似乎变软，这令美国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迷惑，也令欧洲国家感到迷惑。对此，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所长肯尼斯·R. 韦恩斯坦（Kenneth R. Weinstein）表示，他理解许多人的感受，特朗普以一种“打破规则者”的形象上台，出任总统前他没有研读过政治学，也没有参与过政策制定过程。“我想人们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待特朗普：他是一个愿意提出棘手问题的‘外来者’。他认为我们这样的人——现在坐在台上的这些专家、学者及台下的部分听众，是‘系统内的’、是惯于按规则行事的。我们对当下政策选择的考虑不够大胆，而他有时会提出一些可能改变区域平衡的大胆的政策方案。”韦恩斯坦说。

　　同时，韦恩斯坦也不认为特朗普对俄态度变得软弱。2017年，特朗普将奥巴马设立的、旨在制约俄罗斯在欧洲力量的欧洲保证计划的2018财年预算增至48亿美元，增幅超过40%，并批准向乌克兰销售总价值4000多万美元的致命性防御武器；今年4月，特朗普要求德国停止支持“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以限制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韦恩斯坦认为，欧洲需要开动脑筋，从各个领域寻求更多途径来和特朗普政府展开合作，世贸组织改革就是一个潜力较大的合作领域。

　　卢斯提到，201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我们能够完全依靠他人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我们欧洲人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后她在其他场合也多次表达出特朗普是一个“规则改变者”的感想。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康斯坦斯·斯特尔岑穆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说，在二战后至今的西方历史、欧洲历史上，跨大西洋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转折时刻。过去几十年里，美欧的分歧在于“方式”，即在何时、在哪种联盟下使用武力。而现在的分歧在于“目的”，即美欧希望与世界拥有怎样的关系、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她作为跨大西洋关系观察和分析人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见到的最可能导致这段关系破裂的因素。换言之，现在是一个严峻的、分裂性的时期，几乎没人能准确预测跨大西洋关系的最终走向。接下来，美欧将进入高峰会谈密集期，如果发生变故，局势可能变得更糟糕。所以，对美欧关系的担心不无道理。

　　美欧双方需共同负起责任

　　卢斯评论道，历史上，美英关系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分量较重；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德关系分量较重；现在，美法关系较亲密。法国总统马克龙明显花了大力气来亲近特朗普，连两人会面时的肢体语言都在向外界传达一种“我们情谊深厚”的信号。然而，被称为“特朗普密语者”的马克龙似乎尚未从这份“恩爱”中获得实质收益。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塞利亚·贝兰（Célia Belin）说，相对于美国的其他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法国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就对他抱持“无罪推定”态度，主要原因是法国外交界对奥巴马不满，同时他们意识到法国在叙利亚、反恐等许多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有着一定的共同目标，两国在外交、军事上的相似性能够为法国所用，由此就出现了马克龙与特朗普会面时的“甜蜜”景象。但特朗普随后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这相当于否定了马克龙此前与其协商并提出签署伊核“新协议”的一切努力。

　　马克龙对特朗普示好及其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损耗了其大量的国内、国际政治资本。在国际层面上，“新协议”及增加的三项“支柱”内容实际上会削弱法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虽然法国得到了英国和德国的支持，但从伊朗的态度看，“新协议”难以达成；在国内层面上，2017年，只有14%的法国人相信特朗普会在国际事务中做出正确决定，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55%的法国人表示反对马克龙向特朗普“献媚”的策略。马克龙在其他方面需要这些被耗费的政治资本，但他又不希望与特朗普对抗，因为对他来讲，法国欧洲议程、经济议程的优先级，要高于伊朗核协议或中东议程。马克龙称，“尽管法国反对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但法国不会因伊朗问题而与美国开打‘贸易战’”。贝兰认为，这是马克龙的立场和权衡思维的典型反映，他的优先项依然是欧洲。不过贝兰告诉记者，马克龙这个看似聪明的“如意算盘”未必能够达成，欧洲国家各自的目标和差异正在扩大，法国很难以整个欧洲的名义与美国对话。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曼达·斯洛特（Amanda Sloat）表示，跨大西洋关系不容乐观，美欧双方对此都负有责任。一位欧盟官员曾将欧盟对美政策总结为，“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美国合作，在有分歧的领域直言不讳，坚持欧盟的价值观”。斯洛特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多年，是土耳其问题专家。她从美对土政策中得到的经验是，以总统这一单一个体为着眼点来看待双边关系是危险的，特朗普不代表所有美国人。进入任期第二年，特朗普似乎正在逐步将与他有政见分歧的官员替换为“志同道合”者。但在美国内部、国会内部，甚至在共和党内部，政见多样性依然存在。

　　因此，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要应对特朗普及与他观念一致的内阁成员，他们对一些重要政策问题的看法令人较难接受；另一方面，美欧呈现出相似的大趋势。斯洛特说：“我同意斯特尔岑穆勒所讲的，跨大西洋关系正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我认为美欧都面临着公众对全球化和国际组织的益处的质疑。通过观察，我发现欧洲人、美国人对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移民等问题有着类似的沮丧感。所以，在我看来，跨大西洋关系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在一些棘手的政策问题上欧盟应如何应对特朗普及其亲信，二是欧美如何应对诸多共同挑战，这点常被人们忽视。”

　　（本报华盛顿5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