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亚，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原党委副书记，航天精神研究专家。他先后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铁道车辆专业和北京理工大学科技管理专业，在近40年的航天生涯中，多次率领火箭发射队参加重大型号发射，先后任神舟三号、神舟四号飞船发射队党委书记，曾获国家某重点武器型号工程银质奖章，曾被授予“载人航天工程先进工作者”，多次被评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国资委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近年来有多篇论文在中央和省部级刊物上发表。他经常应邀到航天系统内外、社会各界宣讲中国航天发展成就与航天精神，被誉为“传播航天精神的文化使者”。

    2018年4月24日是第三个“中国航天日”。今年的“中国航天日”活动以“共筑航天新时代”为主题，旨在吸引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和支持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传承航天精神，勇攀科技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如果说火箭是通往天路的云梯，那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就是这伟大云梯的架设者。正是他们牢记航天报国使命、锐意创新、扎实工作，才有了这浩瀚太空中的神奇天路。在“中国航天日”到来的前夕，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采访了被誉为“传播航天精神的文化使者”的该院研究员、原党委副书记李光亚。

　　航天机构变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航天机构的历史变迁？远的不说，就说我国成立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用历史的眼光看，这对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何影响？

　　李光亚：航天机构的变迁有其历史必然性，一个很大的社会背景，就是国家发展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占主导的历史条件下，航天机构就是国家的行政部门，航天工业部就是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1992年，国家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1999年改革开放也已经20多年，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日益扩大，在这种大的国内背景下，航天作为一个军工产业，就不能按照行政机构运转了。所以，航天机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发展趋势是要走向集团化、产业化。于是，按照当时国家的军工体制改革方案，五大军工工业总公司，即：核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兵器工业总公司、船舶工业总公司，在1999年7月1日，全部一分为二，变成了十大军工集团，航天也分成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转折。

　　从工业总公司到集团公司，实质性的转变在哪里？以前的工业总公司，其实还没有完全脱离行政色彩，虽然叫公司，但仍是行政色彩十分浓厚的国务院的机构。转变成工业集团，就因应了航天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这是中国航天适应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要评价航天体制的历史变迁，需要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其必然性，不能割裂地去看，或者完全否定这样的变迁。不过，凡事总有两面性，两大集团公司并行的航天体制，固然可以形成同行竞争，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人才、装备资源的分散和重复使用，使国家航天军工的整体优势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航空两大集团的先分后合得到印证。当年航空集团与航天集团是同时一分为二的，但是航空两大集团在10年前就合并了。为什么要合并呢？就是感受到了力量分散不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拳头与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理解中国航天现在正在向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时代迈进？

　　李光亚：航天的产业化规模化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航天原来就是一个任务牵引。现在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去任务化”，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研制状态是国家下达一个任务，我们就针对这个任务来研发，这是任务化的管理。现在随着高强密度发射时代的到来，就不能一一对应了。因此，现在我们要对航天产品实施柔性管理，实现产品化、货架化的管理。形象地说，就是把标准化、系列化的产品做好放在货架上，任务来了，这个货架上的产品很快就发出去了。这就极大地适应了航天产业化、规模化和高强密度发射的需要。

　　原来我们一年也就是两三次的航天发射任务，现在有时候一天就达到两次，仅长征系列运载火箭，2018年的计划任务就是36发，每月平均三发。从1970年4月24日至2018年3月30日，长征系列火箭一共实施了269次发射。第一个100次我们用了37年，第二个100次我们仅仅用了7年，第三个100次会更短。这么大的任务量，不搞产业化、规模化怎么能适应呢？高强密度的发射是必然的。产业化、规模化既是国家任务的牵引，又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要考虑技术和经济这两方面的效益，必须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面对国家发展任务要求的挑战。所以产业化、规模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

　　李光亚：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中国航天的发祥地，它一诞生就具有两大红色基因，一是人民军队的基因，二是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尖端高科技基因。这两大红色基因决定了火箭技术研究院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极为特殊、极其重要，概括起来是“六个最”：第一，历史含量最高，是我国东风导弹的诞生地，是火箭技术研究院生而优之、生而强之的主要标志；第二，强军使命最重，是国家最大的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研制基地；第三，引领作用最强，因为火箭技术是航天发展的基石，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天发展的平台就有多大；第四，主业覆盖最广，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中国航天界唯一全面覆盖航天两大主业的单位；第五，领军人物最多，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比较集中地出自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六，文化积淀最深，火箭文化是航天精神的源头和精髓。

　　两大主业彰显国家力量与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到中国航天的两大主业，能否具体谈谈何为两大主业，以及如何处理好这两大主业的关系？如何理解航天最重要的主营业务是研制以各类导弹为主体的武器装备？

　　李光亚：中国航天的两大主业，一是研制各类导弹为主体的高新武器装备；二是研制运载火箭，发射各类卫星、飞船和其他深空探测器，进行太空开发和深空探测。这两大主业是我们的立业之本。

　　我认为，中国航天人对国家承担的最重大的使命，是研制各类导弹武器装备，奠定国家安全基石。我们国家可以晚几年搞空间站，晚几年登月，但不可以晚几年没导弹！如果没有导弹武器装备作支撑，中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和底气。国家的强盛，就是其综合实力的提升，特别是国防实力的提升，而航天武器装备是国防实力中的重中之重。未来的战争形态一定是导弹、卫星之战，或者说是导弹、卫星先行，不可能再是坦克、大炮之战，也很难说是航母与航母的对决，所以，航天对国家承担的最重大的使命是强军，这是中国航天人与生俱来的天职，研制各类导弹武器装备是航天第一大主业。

　　中国航天第二大主业是太空开发，我们要抢占太空制高点。导弹武器装备研制和太空开发这两大主业的分量都很重，彰显的都是国家力量和国家高度，展现的都是国家意志。在航天系统内部，两大主业的管理都被称为型号任务管理。型号任务就是国家下达的我们必须无条件完成的任务，这跟一般的国有企业是不一样的，而“产品质量”这个词在其他企业可能更多地关系其经济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在世界航天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中国所处的位置是怎样的？

　　李光亚：值得关注的是，当今世界航天大国之间的竞争，突出反映在低成本、快速进军太空能力的较量上。近年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长征十一号固体火箭异军突起，抢占了世界固体火箭发展的先机，多次实现了一箭多星的成功发射，我们今年还要实现海上发射，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相比传统液体火箭，固体火箭的优势在于发射速度快、周期短、成本低，不仅能够应对未来世界商业航天发展的挑战，更能有效应对未来太空作战的需求。谁能主导太空，谁就能主导地球。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举全国之力推进“阿波罗工程”，不仅在航天领域，而且在整个科技领域，把苏联远远甩在后面，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

　　近几年，俄罗斯虽然年度经济总量还不如我们广东省大，但它的核弹头比美国还多200枚，如果仅从经济上看俄罗斯，它就构不成中美俄三足鼎立中的一极。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如果没有导弹原子弹，没有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就不叫一个有影响的大国，这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用这段话来评价当今的俄罗斯也恰如其分。所以我认为，中国航天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它的发展成就，最集中地展现了国家意志、国家道路、国家力量、国家高度、国家速度、国家精神！设立“国家航天日”，成立“中国航天精神研究会”，其时代意义就在于，通过对航天精神的研究、宣传、传承，激发起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搞不清航空与航天的区别，问题在哪里呢？

　　李光亚：问题是我们宣传不够。我到北京某中学，看到一个标语：“热烈欢迎航空专家李光亚教授到学校作报告”，他把我当成搞航空的了。航空与航天的区别很明显，大体上说，距地面70公里以内是航空的事，70公里以外是航天的事。航空器离开了空气就没有动力了，但是航天器可以摆脱空气，自己可以产生氧气。

　　国家必须要储备一些航天的高端专家，承担航天科普和航天精神的教育责任。航天科普没有专家是讲不清楚的。要让航天走进老百姓当中，必须强化航天科普，特别要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在网上广泛传播，让航天知识和航天精神永驻国人心中。

　　中国航天的弯道超车和跨越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航天事业发展速度很快，用现在流行语讲就是实现了弯道超车，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理解？

　　李光亚：中国航天发展既要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又要弯道超车、跨越发展，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正如我国的航空母舰，走的是典型的弯道超车、跨越发展之路。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起飞经历了三大阶段：滑跃式、蒸汽弹射式、电磁弹射式，技术含量最高的当然是电磁弹射。从滑跃式到蒸汽弹射式，美国人花费了几十年。而我国有可能直接绕过蒸汽弹射式，首艘国产航母上就可能运用电磁弹射技术，这就是弯道超车、跨越发展。中国航天走的也是这种跨越式发展之路。

　　大家知道，人类从1957年开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到2017年底，共实施了5674次宇航发射，其中俄罗斯发射3273次，美国发射1657次，我们才274次。从发射数量、投入成本和起步时间上，我们和俄美都远远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稳坐国际宇航俱乐部第三把交椅，而且今年我们的长征和快舟系列运载火箭至少要实施41次宇航发射，从年度发射次数上可能远超美俄。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我们进行了两大封锁：一是不让我们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二是对我们进行卫星技术封锁，美国的卫星从1998年5月30日起，再没有进入中国的发射基地。但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实是，当人类的历史走进2024年时，美俄主导的国际空间站将终结其使命，因为它的使用寿命到期而不得不坠毁。届时人类的上空，就运行着属于一个国家的空间站，它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空间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太空站的国家。2020年，中国的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将全面建成，它将彻底取代美国的GPS。如果没有弯道超车的跨越发展，我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

　　刚才谈到，自1998年5月30日后，我国再也没有发射过一颗美国研制的卫星。其背景是，美国一个叫考克斯的众议员，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个《考克斯报告》，郑重建言美国的卫星再也不能进入中国的发射基地，理由是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时间把美国的卫星技术拿下。美国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到现在仍然对我们进行卫星技术封锁。不仅如此，美国还警告法国，欧空局的卫星如果进入中国的发射基地，上面不能有美国的元器件。这就是中国航天必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中国登月从火箭技术上讲还存在哪些难点？

　　李光亚：现在所谓的重型火箭就是为了应对中国探月工程而研制的，这比我们现在最大的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的运载能力大得多，它的低轨道运力是140吨，而我们长征五号的低轨运力只有25吨。长征五号的直径是5米，未来我们应对登月工程的长征九号，它的直径要翻一番，达到10米。这样的变化就带来两大难题。第一，它的发动机攻关是头等重大的问题，据可靠信息，这方面的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二，这么庞大的火箭，它的壳体制造工艺攻关也是一个重大难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搞航天必须要有大推力火箭，如何评价我国的火箭呢？

　　李光亚：火箭就是人类进入太空的天梯，就是人类往返太空之间的运输系统，火箭的能力有多大，就意味着你这个国家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多大，因此火箭是所有国家航天的基石。任何国家的航天都是从发展火箭起步的，没有一个国家先搞飞船、先搞卫星的。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总体上日本、欧洲航天局不比我们差，但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航天局，至今搞不了载人航天，国际宇航俱乐部就是中美俄三家。日本人、欧洲人至今不能搞载人航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我们长征二号F这种先进的火箭。

　　长征二号F火箭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它的可靠性0.98，一个是它的安全系数0.997。0.98的含义是这种火箭实施100次发射，98次是确保成功的，只有两次失败的可能。把这两次失败的可能变成1000个失败的因素，其中，997个失败的因素可以确保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什么有这样的安全可靠性？就是有两套系统，一是故障自动检测，一是安全逃逸。这个火箭跟其他任何火箭不一样，上面那个尖尖的东西就是宇航员的安全逃逸塔，故障自动检测系统在里面安放着，火箭运行中受太空环境的影响出现飞行的偏差，这个偏差的数值大到超越我们的设计门槛，故障自动检测系统就会发出一个信号给上面的逃逸系统，逃逸系统就开始工作，把宇航员乘坐的太空舱和火箭分离，带到一定高度，降落伞打开，宇航员安全返回地面。我们航天人设计了这套系统，但它从来没有起过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载人航天试验现场，作为发射队的领导者，您的心情如何？

　　李光亚：载人航天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一号，中央电视台都是现场直播。你们可以体会到，压力最大的一定是我们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中国运载火箭发射队。我曾经作为发射队党委书记参加神舟三号、神舟四号的发射，火箭起飞那一刹那，从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领导到每个参试队员，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千万不能出现任何闪失！虽然我们设计了两套安全保障系统，我们衷心希望这两套系统永远不要起作用！试想，如果载人航天发射失败了，不是火箭技术研究院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而是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这种政治压力太大了！所以说，火箭事业是永远失败不起的事业，火箭人没有退路，只能成功！

　　构筑航天人才高地跨越新的四大里程碑

　　《中国社会科学报》：航天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如何？

　　李光亚：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院有三大人才培养工程。一是“3200”工程，培养跨世纪三高人才。为什么叫“3200”呢？就是三个“200”，200个领导管理人才、200个高级技术人才、200个高级技能专家。我们建立了数据库，有严格的考核、具体的培养目标。“3200”工程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二是“2112”人才培养计划。2000年以来，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始实施核心人才计划。“2112”的含义：“2”即200名左右的核心人才，“1”即1000名左右的精英人才，“12”即1.2万名的战略储备人才。这个计划确立了“造就领军人物、塑造知名专家、培养能工巧匠、推出市场精英”的核心人才工程建设思路，构筑了由200名左右的核心领导人才、核心专业技术人才、核心技能人才、核心经营管理人才和出资人代表组成的人才高地（其中四类核心人才各50名），打造出1000名左右的精英人才方阵，拓宽了各类人才的成长通道，形成了不少于1.2万人的人才战略储备。三是班组建设工程，这是火箭技术研究院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对班组建设的定位，最重要的成果是领导干部的基础工程建设，就是说，未来的所长、院长、各级书记，主要从班组长中产生。因为班组是一个组织的细胞，班组的活力有了，这个单位的活力才有。全院召开1800个班组长参加的动员大会，集团公司的副总、院长、书记都在会上讲话，会后还组织培训、评审等，班组长队伍就这样成长起来了。三大工程从战略规划层面决定了研究院人才工程的推进扎实而有效。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的，人才决定未来。那么，请您描述一下中国航天事业未来的宏图。

　　李光亚：2030年之前，中国航天要在第一个50年的基础上跨越新的“四大里程碑”。

　　第一，要完成国家空间站建设。其时间表是2022年到2024年，这一时间点正好就是国际空间站寿命终结的时间。现在网上舆论有一个说法是，人类即将进入只有一个国家空间站的时代，那个时代就是2022年到2024年中国的国家空间站建成之日。因为现在的国际空间站，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国家的空间站，而是16个国家的国际空间站，这是我们必须要跨越的第一大里程碑。

　　第二，要完成中国人登月。2030年左右，我们要完成登月壮举。我们国家的登月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共有12位宇航员到达月球，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无非是把美国的国旗插到月球上炫耀一番，无非是采集一些标本带回地球，就无所作为了。而中国的探月登月工程确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探月，第二步是登月，第三步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月球站，它的代号叫“月宫一号”。我们可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看看“月宫一号”的模型，非常震撼。“月宫一号”研制团队负责人是首席科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的刘红教授，她带领的团队把人类的生命保障系统试验成功了，以实现人类在月球上的生存，这个生命保障系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三位志愿者在月宫一号模拟舱中封闭工作了109天，取得的人类生命保障系统数据很理想。2017年5月15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又启动了更大的“月宫365计划”，八位志愿者入舱分批持续工作365天，进一步验证这套系统。所以我认为，我国的探月登月工程跟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最终追求的是建立永久月球站，在月球上开展一系列对于地球人来说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第三，完成中国探测火星“两步走”。第一步，2020年底，我们要完成火星探测器绕、落、巡，就是到达火星轨道要绕行，还要落到表面上，进行巡视，巡视后还要拍回照片；第二步，2030年底，我们要完成绕、落、巡、回，就是要采集至少两公斤的火星标本带回地球。这可是美国人目前还做不到的，他们的“好奇号”只能在火星上巡视和传回照片。

　　第四，建成我们国家的北斗工程。2020年底要完成35颗卫星的发射，实现全球组网，彻底取代美国的GPS。北斗系统由35颗不同轨道的卫星组成，具有定位、导航、授时、短报文通信四大功能，是我国完全自主创新的成果，它不仅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还对我国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打赢未来战争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