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未来已来：中国创造大趋势——访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夫妇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具有全球影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阅历丰富，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后，先后进入犹他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此后供职于IBM公司与柯达公司。1963年，他开始担任肯尼迪总统的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他拥有人文科学、科技等领域15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代表作《大趋势》(Megatrends，1982)被称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巨著，全球累计销量1400多万册。《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1996）、《定见未来》（Mind Set! 2006）、《中国大趋势》（China’s Megatrends，2010）等“大趋势”系列得到了全世界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极大关注。

　　多丽丝·奈斯比特（Doris Naisbitt），全球社会、经济、政治趋势观察家，《中国大趋势》《大变革》（Global game change，2015）、《掌控大趋势》(Mastering Megatrends，2018)联合作者，曾任奥地利西诺姆出版社社长。她还是南开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关于“未来学”，世界各地有不同叫法，比如futures studies、strategic foresight、futuristics、futures thinking等，英语国家普遍使用前两个术语。未来学主要探讨科学技术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揭示按照人类需要所作的各种选择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进而为科学时代设计新的世界发展蓝图。20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奥西普·费来奇塞姆率先创造和使用这个概念，后在法国得以传播和发展，而美国则是当前未来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在这一学术领域的表现虽不尽如人意，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务实态度，使得未来学家将目光聚焦中国顺理成章。

　　约翰·奈斯比特是世界未来学领域响当当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他的《大趋势》一书轰动世界，给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个全新角度看待世界的机会。2018年时逢改革开放40周年，奈斯比特夫妇又带着他们的新著《掌控大趋势》来到中国，在国际关系学院现场的分享中，带来对21世纪的终极预测。

　　单一大趋势转变为系统整体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时代，变化的速度日趋加快。近几年在中国有句流行语：“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站在当下与未来的十字路口，我们该如何准备？大趋势是什么？如何掌控大趋势？两位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约翰·奈斯比特：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几十年里，单一的大趋势将转变为系统的、整体的、全球性的变革。不管是在政治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社会意义上还是规则或程序上均是如此，而且所有变革的速度将会加快。人们必须开放思维，在全球新的背景和规则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思考这些变革。

　　例如，我们今天掌控的多数大趋势在20世纪就已经扎根，最具颠覆性的两大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时代，而且它们还将继续驱动今天的大趋势。还有两个极具跨越性的大趋势是数字化和全球化，这两个大趋势相互连接，影响和放大了所有的其他趋势。此外，全球权力平衡的变化将是最具挑战性的大趋势。在其他大趋势中，无论是技术进步、不断增长的互联互通的影响，还是人口调整、教育改革等，它们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都不如全球权力的转移强烈。当然，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一个多中心世界的转变，不会一帆风顺。21世纪上半叶，我们将一直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同任何巨变一样，这次巨变将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外部条件的过程。从全球范围来看，至少在当前，中国是赢家。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对中国政治自信心的提振，中国治理模式将会受到更多追捧，中国的地位也会随之更加稳固。西方世界绝不愿意退避一边，让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自由通行。一定不要低估这场巨变的能量。

　　多丽丝·奈斯比特：解决危机需要时间，但是发展的脚步不会停下来等待我们。时不我待，要转变就要立即行动。我们需从负面的现实环境中逃离，摆脱固有思维的羁绊，重新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当中，准确而完整的信息很重要，高质量的媒体很关键。我们鼓励乐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变革正在路上，虽然我们不能阻止它，但有能力融入其中或者游离于边缘之外，乐观、坚定、坚韧的心态比悲观的情绪能让我们走得更远、获得更多。就像法国小说家阿尔方斯·卡尔写的那样：“一些人抱怨玫瑰上的刺，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刺上还有玫瑰。”

　　《中国社会科学报》：心动才能行动。怎样才能摆脱思维惯性？

　　约翰·奈斯比特：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对于一个拥有开放性思维的人来说，很多发展是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技术驱动的区域和全球性事件的综合体。我们对外部环境了解得越多，从变化的图景中得出的判断就越准确；所获得的连接越精确，那么我们对自身道路的驾驭就会越轻松。这个规则几乎适用于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国家的所有层面。

　　现在，学术界和商业界之间存在大量脱节。传统教育体系下，思维惯性极易抑制变化的潮流，人们很难进行全面的思考。教育改革如果不聚焦于产业的需要，那么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全球性的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报》：教育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教育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挑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能否就此问题深入谈谈？

　　约翰·奈斯比特：为了维持一个良性的平衡状态，并且掌控这个高科技世界，人类需要拥有独特的品质。不论从专业技能方面考虑，还是从维护政治体系方面考量，均需要具有责任心和良好教育背景的公民和政治家。教育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一些人认为，教师对学生的表现承担重要责任；也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择校来填补教育缺口：允许家长让孩子择校，这样好的学校就能够蓬勃发展，差的学校自然淘汰；还有些人认为，教育的责任在家庭。教育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全世界的教育体系都需要结构性、综合性的改革，而且国家和企业界需要从割裂状态转变到合作状态，以平衡专业学习和工作实践的需求。对教育进行系统、综合性的改革和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毫无作为。我想，学习已经并且应该成为社会性行为。学习型世界，应该重点关注和投资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大众教育，而是个性化的在线教育。大学应该针对数字化教育想出应对之策。政府必须通过法律保护在线课程的内容，并且对其合法性做出相应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提到，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习惯性的物种”，依靠常规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大脑被操纵。常规的东西与大趋势有什么关联？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就本质而言，是旧有的事物在一个时间段内被新兴事物替代的发展过程。掌控大趋势需要拥有接受变化并且能够迅速转变方向的感受能力。要想从一个新的大趋势中受益，不能坐等趋势在你面前展现出来。大趋势可能与大众观点一致，也可能截然相反。不论是否意识到，显然很多人被大众媒体和主流思想包裹着，在看似安静、平和、惬意的氛围里随波逐流。人们宁愿待在舒适区里，也不愿意逆流而上。这种惬意和自满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寻求信息以支持固有观点，这将妨碍我们去适应变化的环境。新时代应该勇敢面对不确定性，或者改变过时的思维模式，以建立新的独立思考。

　　中国一枝独秀提振政治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全球权力平衡的变化。我们知道，过去200年，西方是世界的主宰者，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更先进的科技、更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同时也自诩是全球政治和商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现在，趋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凸显。如何看待这样的趋势转变？

　　约翰·奈斯比特：不可否认，在全球主要角色中，中国是最具争议性的国家。而且，我认为中国还是让外人最不熟悉、最少了解的国家。这是因为，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很多，“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但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中国的GDP仍在持续增长，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水平，政府也持续不断地得到更高支持率。再看一下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研究结果：虽然大部分国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国却能一枝独秀。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信心满满，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大家庭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中国人对自己融入全球经济的评价也是正面的，因为这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市场和增长机遇。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中国人对未来个人生活的判断也是积极向上的。

　　我们时常讨论国际社会在中国主导下发生的变化，但过去很多年中国在该问题上显得很低调。如今，中国的自我感知和自信心发生了变化，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乐于把自己的理念、想法传递给世界，对自己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有清醒的认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执政和发展道路愈加自信，对世界也更加坦率。而中共十九大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篇章，中国的发展定位更加明确坚定。

　　多丽丝·奈斯比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创新，现在已经在许多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说，中国经济适时进行了转型，它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均发生了改变。相对中国的变化，西方却在衰落。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我们都能看到政治上的不满和分歧，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变革的任务极其艰巨。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用于支撑其过去的发展速度，这不是美国人民的发展潜力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政治体制束缚下美国政治人物的极端、无能和固执。西方的优势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很多西方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可见要改变思维定势是多么的不容易。

　　一带一路：创造一个大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人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中国的21世纪工程”。放眼中国几千年历史，该倡议的提出是否也是必然趋势？

　　约翰·奈斯比特：习近平主席当上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我们正在写《大变革》。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到一些新概念，例如新的国际联盟、新的贸易路线、新的自贸区以及中国同南环经济带达成的新协议。2013年习近平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令我们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在书中也写到这些概念，却没有提炼出合适的名字。在这个倡议背后，可以感受到中亚国家有一种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的强烈愿望，以使他们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更为坚挺的一部分。要实现如此巨大的项目，不是掌控一个大趋势，而是创造一个大趋势。

　　当前世界秩序出现了明显裂痕，世界发展趋势正在发生逆转。曾经领导过两次全球化的英国和美国成为脱欧和“逆全球化”的领头羊；曾经主导过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国际组织在重塑全球化方面步履维艰；曾经推动过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转向保护主义。西方国家围绕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共识正变得碎片化，这毫无疑问削弱了推进自由贸易议程的能力。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勾画出一条互联互通的新路，中国共产党的务实态度更使“一带一路”建设惠及各方需求，满足各方利益。

　　“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富有雄心的全球倡议。这也和美国目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整体趋势是“向内走”，而中国则是“向外走”。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将对这种长远的计划构成支撑。全球游戏规则已经在发生变化，而西方很多政策制定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构成多赢的局面。例如，中国企业在非洲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在欧洲修建铁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当地老百姓加强了经济、商业、文化、宗教以及种族之间的交流。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投资者和世界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会促进全球财富再分配，其所做的不是提供援助，而是创造出适宜条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自食其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带一路”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合作平台，中国正以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成为全球化多边倡议的领导者。

　　西方需要重塑自己的治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趋势研究者，过去几十年里，你们走遍了中国大地，看到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发展为什么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我想你们一定有自己的见解。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契合”。第一个契合是政府的自我描述与人民对政府印象的契合；第二个契合是政府设定的目标与人民心中期望之间的契合，契合程度越高，政府取得成绩的效能越高；第三个契合是到2050年，中国怎样看待自己与国际社会怎样看待中国之间的契合。我们认为，第三个契合在中国接下来30年内非常关键。毋庸置疑，过去三到五年内，中国的转变十分明显，中国对自我形象的定位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反响。

　　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迅速从积贫积弱走向今天的繁荣发展。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也向世界证明：在某件事情上，只要准备好了，中国就会在短时间内向世界证明，中国能做到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模式是一种垂直性的治理体系，首先是由上至下的治理方式，其次是基层需求往上推动，这两种系统向中间靠拢就会找到一个重合点。这种由上到下的治理方式，也会越来越倾听自下而上的心声。维持中国社会稳定最重要的支柱，就是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政治理念的关键。在这样的体系下，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

　　在中国，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只要经济能够发展，平衡就更容易保持。中国高效的治理模式培育了它的竞争优势，其管理和统治体系显然拥有长期的战略意义。而西方的统治体系不适合长期战略，这也意味着西方21世纪的发展将会出现不可持续的状态。未来，西方要想在中西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重塑自己的体系。我们反复强调，中国不应陷入西方主导的选举体系，中国目前的治理模式具有绝对优势。

　　长期以来，西方有一种思维定势，这就是如果要获得发展、创造财富，就必须拥有西方的民主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验证明这个说法错了，并且已经过时。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开始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很多西方国家的党派为了在选举中获得权力而相互斗争，最终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不仅政治体制存在内在斗争，国家与地方之间也有不协调的地方，这就为改革和发展制造了障碍。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西方差异很大。中国模式很特别，就像培育一片有规划的森林，它能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生长，并能在此范围内获得安全与稳定。人民对这个设定的范围并不介意，而且能在这个范围内享受自由，而这个模式能够同时提供稳定及安全，因此，人们会喜爱这样的模式，而不会感到受拘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让人们能够在其中有自由的范围已经得到极大的拓展，中国制度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可以更快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局面，以做出及时必要的调整。这也是我们对中国未来乐观的原因。

　　中国创新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外国友人对在中国生活越来越高的科技含量津津乐道。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被称为“新四大发明”，这是否可以证明中国在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经常被询问，中国将来会产生下一个硅谷吗？为什么中国要建设下一个硅谷？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高科技园区和创新中心。我们去过中国许多非一线城市，很难想象，针对青年人才的科技创新，中国已经出台一系列措施进行扶持。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之路上将走出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移动支付逐渐成为互联网趋势。国际上有种声音认为，中国正在引领第四次科技浪潮。怎样看待这种声音？

　　约翰·奈斯比特：我认为这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有关。中国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人才辈出，在任何领域都有很多精英。当一些灵感突然降临、一些好的创意好的目标浮现时，中国有更庞大的人才队伍可以看见并抓住它们。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善于驾驭发明创造，改造它、利用它，进而成就自己。我们正在使用的微信就是鲜活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造就趋势，趋势推动创新。作为享誉世界的预测专家，二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持什么态度？

　　约翰·奈斯比特：虽然我们不能预言未来，因为这可能会涉及数十亿、数万亿美元的战略决策，另外还有无法预见的进程以及让人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但目前来看，最为保险的预言是中国将在全球发挥领先作用。用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来说明：如果我们对人才的随机分布进行计算，并把它与人口数量联系起来，那么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达到很高的发展高度。

　　基础设施很关键。中国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认为这是脱贫的关键，过去30年让8亿人口脱贫，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而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为很多国家提供繁荣的机会。非洲国家已经在中国支持下发展基础设施，并从中获益，这比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更行之有效。过去非洲人民需要走几小时路去市场买卖商品，而现在直接体会到现代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基础设施项目是中国战略规划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欧洲与美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常常面临很多反对声音，以致效率低下，像柏林与维也纳机场的相关项目建设、美国过时的铁路系统等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多丽丝·奈斯比特：创新是中国未来繁荣的关键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高铁建设等方面引领全球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快速，机器人制造业与自动化运用到农业方面，将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目前中国的版权和专利申请全球领先，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各地均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的政策和计划。可以说中国到处都弥漫着学习的气氛，形成了“全民学习型”社会。因此一些搞研发的西方企业家，宁愿把他们的研究放到中国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生活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普通人怎样才能驾驭前进道路中的大趋势？

　　约翰·奈斯比特：几乎每个人都想要一幅清晰的路线图，以帮助自己描绘一个可预见的未来。但是，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很少出现以人们满意的方式达成的满意结果。因此，一个长期可行的人生规划是很难实现的，这其中有太多的干扰因素，人生中出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常常令人们改弦易张。可以说，对个人来说，很难规划好一条笔直且能轻松驾驭的人生道路，那么要想描绘全球发展的未来图景几乎不太可能。不论是规划人生道路，还是预判生存环境，关键是要获得最可靠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在机会真正来临时，抓住它、利用它。但是，机会的出现不会像火车进站那么准时，它常常在一个极其沮丧、最初看起来很不利的情况下出现。对于掌控大趋势而言，重要的不是思维模式，而是要懂得把自己从“一定是对的”的思维中摆脱出来，也就是说，你是否愿意改变。

　　另外，坚持“什么是对的”比“谁是对的”更重要。变化和挑战，再加上雄心、决心、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将会促使你达到更高的成就。需要避免的是政治上的变动与调整，这会削弱驱动进步的动力。我们鼓励年轻人与乐观者同行，因为不可动摇的起点是，生命是不公平的，如果秉持受害者心态，舍弃选择与努力，必将离大趋势越来越远。想要掌控大趋势，我们最好的建议是：拥抱并欢呼选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