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文学想要获得长足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从自己的传统血脉、本土文化中寻找根源。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如何凸显本土的价值和特质？4月7日，在暨南大学举行的“本土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廓清文学“本土化”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少作家和研究者都走进了西方理论的实验场，“魔幻写作”“先锋小说”等多种类型的文学形式一度带来了创作和研究上的繁盛景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表示，如今，很多当时追逐世界潮流的作品都因脱离了中国文化土壤和现实语境，模糊了自己的面貌，最终被时代淘汰。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本土化发展道路上必经的一个阶段，它为此后的本土化带来许多经验和启示，也预示着本土化探索有进一步变化和发展的可能。

　　“‘本土化’在当下不断被强调，显示出它在阐释中国文学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韩传喜表示，在学术层面，如何使“本土化”这一理论话语避免陷入充满普遍主义的概念陷阱，成为中国当下文学一种自洽而又具有辨识度的表达形式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辨识、阐释中国文学的“本土化”，这个问题既涉及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及其表述，又涉及当下文学现实情境的分析和判断。韩传喜认为，就百年中国文学历史进程而言，“本土化”实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叙事，因为语境的更迭，它会不断衍化出新的命题。辨识语境的更迭和差异，有助于廓清文学“本土化”的内涵和本质，有助于梳理和评价既往的新文学成就，也有助于审视和引导当下的文学创作。

　　继承传统文学之“道”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玉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不是提出何种主张，而是如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国文论只能是在实践中延伸、发展和建设。

　　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学，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优秀营养，已经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如何真正有效地认识和继承传统，值得深入探讨。其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关注的就是“道”和“器”的关系。他认为，“五四”文学成功地对传统文学的“器”进行了转型，但对“道”的理解和批判则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只有‘道’才能真正体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器’则更容易随时代而变。在今天回归传统文学的潮流中，特别需要深入探寻和继承‘道’的精神，而不是片面借鉴形式和技巧。”他说。

　　就当代中国文学来说，虽然并不一定要以得到西方认可为创作目标，但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无论从自身价值还是从对外传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在贺仲明看来，对传统文学“道”的重新认识和借鉴是最根本的。“当前中国文学匮乏的是思想、精神，也就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深刻的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没有在与西方各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而是跟在西方文学后面邯郸学步。而这种独特精神个性的来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道’。”他认为，“道”的内涵接续中国深广博大的传统文化，丰富而有张力，更有超越时空的力量和价值。

　　彰显本土精神

　　与会学者表示，当下中国的文化理论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文学现象，尚未摸索出有效的阐释范式。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芒表示，学界或者紧跟西方文化思潮，以流行的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导致研究理论与对象的错位；或者与之相对，试图以本土化建设抵抗并化解西方“影响的焦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与文化自恋情结，仍未能走出西方的理论陷阱。

　　在张光芒看来，“本土化”建构切忌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试图以本土化来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义排挤西方现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更容易遮蔽其内在思想理路的二元对立问题，给文化界以虚妄的鼓舞。这样的“本土化”理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其理论意识更多地来自于西方话语的启示，与“西方化”同样缺乏理论的原创性意识。

　　“本土”与“文学”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描述关系，而是包含着多重不平衡的复杂形态，如何真正实现文学的“本土化”则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刘勇表示，超越本土，绝不能把文学外在形式作为超越的尺度，要从文学的内在切入，深入本土的传统积淀、人格构成、文化心理，挖掘根植于本土精神的故事内核与深层底蕴。

　　与会学者表示，浸润着本土体验、运用本土的视角、立足于本土传统的文学作品，才是中国本土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底气。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保持自我独立性，精准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带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