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新自由主义”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报道和学术讨论中。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被赋予了过多含义。“这个词容纳了太多现象，可能令人更难看清影响今日世界的各种力量并寻找可行的抵御措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丹尼尔·T. 罗杰斯说。

　　在美国卫斯理学院历史学副教授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看来，探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学说并分析相关的政治经济现象。他在其新书《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中回顾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日前，斯洛博迪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的现状？

　　斯洛博迪安：我们应该认识到，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并不存在“单一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德国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研究员迪特尔·普雷瓦用过“新自由主义家族”的提法，这个比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是通过由朝圣山学社、哈耶克学社、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等学术团体、科研机构和智库构成的网络松散地连接起来的，这个网络内有不同派别，但无一是一成不变的。

　　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个新近趋势是，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开始抵制超国家组织和制度，回到对强有力的主权国家的维护上。欧盟就是一个例子。许多人将欧盟描述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机器”，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新自由主义者其实是对欧盟，尤其是对欧元批评最严厉的群体之一；特别是在德语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常常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创立的，或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这说明所谓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之间的对立是误导性的，某些民粹主义运动出自新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支派系，而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外部反对。有一种看法是，近些年新自由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分支势力上升恰恰是全球主义分支的成功所致——越来越多的旨在优先保护企业权益和富裕人群资本自由流动机制的建立，给世界许多地区和社会大众造成了巨大冲击，民众的不满情绪在持续酝酿，一些欧洲右翼政党和美国共和党抓住了这个机会来笼络人心。可惜，这些政党上台后实施的政策对其选民的处境无甚助益，更多的时候是起反作用的。

　　因此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流派，其内部派系之间差异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知名度”最高的可能是以卡尔·门格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加里·S. 贝克尔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派别？

　　斯洛博迪安：我们或可区分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日内瓦学派”，它是由德国新自由主义学者、国际法和欧盟法专家恩斯特-乌里奇·彼得斯曼早些时候提出的，但不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学派。我建议将一批曾在瑞士日内瓦从事研究或在那里发布了重要成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看作一个自成一体的学派。他们对国际秩序问题的关注度远高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芝加哥学派。

　　“日内瓦学派”受到了新自由主义中奥地利学派与秩序自由主义中弗莱堡学派、科隆学派的综合影响，它关心的问题是，为保护市场交换和竞争免受民主制度挑战，需要采取哪些国家行动。该学派的特点是，从超国家层面来思考上述问题，而秩序自由主义者大多聚焦于国家层面。“日内瓦学派”与公共选择理论中由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 布坎南开创的弗吉尼亚学派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对宪法设计和法律在创造市场交换空间中的用处作了大量思考；不同的是，“日内瓦学派”对“宪法”概念的使用更宽泛，且更多地是在德国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所讲的政治“决断”的意义上，施密特对“日内瓦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学术界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焦点是什么？

　　斯洛博迪安：在对新自由主义历史的研究中，目前最活跃的两条线是新自由主义与性别政治的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如何“走向全球”或“走向地方”的。前一领域的一个代表学者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副教授梅琳达·库珀，她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家庭价值：在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保守主义之间》中，挑战了“新自由主义将‘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置于家庭纽带之上、将契约自由置于继承得来的地位之上”的观点。她提出，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都认为，家庭纽带作为市场自由的必要补充应得到鼓励甚至加强，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定者在削减公共卫生、教育、社会福利预算的同时，将家庭作为20世纪福利国家的替代品，赤字开支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家庭。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如何被不同背景的国家采纳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外部专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引进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本国改革者常常用数十年时间来构思这些政策。

　　我正在考察一个被学界忽视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者开始利用科学来佐证他们的主张。20世纪50年代，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理念与社会保守主义的宗教、家庭理念结合形成联合主义，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联合主义”，即将某些科研成果，尤其是心理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作为对人类各群体进行评估、区别、评级的方法。例如，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与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合著的《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一书常被“新联合主义”用作论据。该书提出，相比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智商更能准确地预测一个人在经济收入、工作表现、婚育、犯罪倾向等多方面的动态。

　　（本报华盛顿3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