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景观视角为人类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景观研究逐渐得到人类学学者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景观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景观人类学为学者思考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更为重要的是，景观人类学也在驱使我们更多地去关注物质世界和生态环境，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空间成为研究新视角

　　在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中，景观往往是作为背景来呈现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全球现象研究部副教授河合洋尚介绍，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景观不仅是“客观”的物质，还是“人为地赋予了文化意义的环境”。以此来探讨不同群体利用各自价值观、思维方式为环境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其先驱性研究在20世纪60—80年代的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中出现，20世纪90年代，景观人类学在欧美确立。总体来说，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周围环境）本身，而是围绕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可以说，景观人类学将物质看作社会文化的结点，人类学家通过长期田野考察来理解人类—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朱凌飞表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空间转向”后，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空间不应只是一种辅助物或背景，其本身就是主角。“空间”是可以将经济、政治、文化等子体系重新加以辩证整合的一个新视角，促使人类学家关注景观与人类行为之间的互动问题。相较于景观规划等学科，人类学除了对客观环境的关注外，更多地融入了“人”、“社会”、“文化”的视角，在景观中嵌入诸如历史记忆、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价值理念、情感体验以及地方性知识等方面的要素，使景观体现出一种生态—文化多样性的特征。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葛荣玲认为，景观人类学的提出过程受到景观规划等相邻学科的影响，但景观人类学对于景观的理解和阐释有与之不同的观照视角。景观人类学的主要任务是重回景观中的“人观”要素，用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探究景观里面包含的地方性知识、记忆、认同、信仰、关系网络等人类社会生活信息。

　　将景观作为研究本体

　　“在以往研究中，人类学家在书写文化时主要关注‘人’本身，将人类看作主体，将景观看作客体。”河合洋尚表示，景观人类学将景观看作会影响人类行为的主体，其研究对象已经不仅是人类，而且包含非人类（景观）因素。这一领域的民族志描述人类和非人类的总体，景观人类学拓展了现代人类学的新边界。

　　河合洋尚认为，虽然景观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但景观人类学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与书写文化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景观人类学的新意在于，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书写技法问题上，而是开始探讨学者、地方政府等“外部人”书写的“他者”意象。另一方向是景观人类学开始注重当地的“内部人”及其景观之间的关系。

　　葛荣玲提到，人类学与景观的结缘，将原先民族志撰写中的生活场所与周围环境变成了研究的目标对象，对于人类学本身来说是个突破。将景观作为研究本体，促使人类学开始对空间、地方、空间行为、地方感等进行直接剖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观人类学拓展了人类学的研究视域。

　　吸收借鉴多学科知识

　　对于未来景观人类学应着重关注哪些问题，朱凌飞表示，景观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更新和拓展，虚拟社区等虚拟景观研究将成为景观人类学研究新增长点。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推进剂，包括建筑学、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和观点，对于景观人类学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河合洋尚表示，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创造的景观（外部景观）与当地居民等“内部人”的记忆和生活实践中的景观（内部景观）的相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景观人类学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在理论上提出了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视野，但还缺乏围绕景观设计的具体实践。为突破这种状况，今后的景观人类学需加强与建筑学等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此外，目前景观人类学的大多数研究对象是大洋洲、非洲、南美或者欧洲的乡土社会，很少有东亚的研究。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研究也是推动景观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葛荣玲看来，电子化记录使得人的空间行为得以量化和形态化呈现，人类学也可以借鉴，但这种方式难以呈现人在做这些行为、到这些地方时的精神状况、同伴关系、语言表达等。人的景观行为与意义构建是个综合的、经验性的行为，而且具有个体差异性，唯有通过长期而细致的田野观察才能达成景观人类学的理解。反过来，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也可以帮助解决目前景观规划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