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究了多个群体的幸福诉求以及人类不同层面上的幸福求索，而这些多样的“幸福关照”促使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构建了多种形态的共同体。

　　“幸福关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有谱系性的范畴，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通过关注不同的群体的幸福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提倡以审美救赎来实现民众的幸福诉求，而后者侧重于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兑现他们对不同群体乃至人类的“幸福关照”。概括地讲，“幸福”主要指一种自由的、安全的生活状况。由于不同群体的幸福诉求有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所建构的共同体并不一致，但都将人类的幸福视作终极关怀；它们具有“星丛”（constellation）特征，以多种形态分担着人类所承受的风险和恐惧，倡导为人类创造一个安全与团结的家园。

　　幸福诉求与共同体的类型

　　整体地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究了多个群体的幸福诉求以及人类不同层面上的幸福求索，而这些多样的“幸福关照”促使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构建了多种形态的共同体，如关涉亚文化群体幸福的共同体、解决“文化战争”的共同体以及减缓风险威胁的共同体等。

　　基于亚文化群体对平等权利的诉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公正的伦理共同体。针对西方社会亚文化群体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多种方式表达抗议的方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建构包容的、公正的和团结的共同体，以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其中，“包容”提倡要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人，学习他们文化中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公正”强调要用公正的法律保障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合法权利，使他们的文化身份成为共同体多元化的象征；“团结”则要求共同体成员在协商和合作中，谋求共同的幸福。

　　出于对“文化战争”的担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交往和对话的共同体。所谓“文化战争”，伊格尔顿认为，主要指文化作为诱因或借口而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指责与冲突、东西方之间的猜忌与战争等。其中，“东西方之间的猜忌与战争”主要指西方的文化精英们以“帮扶”和“提携”为理由，强制性地在东方灌输和渗透他们的文化，从而引发了东西方之间的仇视乃至战争。对此，萨特等人提倡对立的双方借助多种途径来交往和对话，通过建构一个相互学习的共同体，营造和平氛围。

　　针对多种风险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建构商谈和团结的共同体。关于人类所面对的多种风险，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出，它们具有“多重性”、“恐惧以及二级恐惧”等特征。其中，“恐惧以及二级恐惧”是指，流动且多重的风险给全人类带来类似的担忧和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恐惧会导致受害者去怀疑和仇恨其他人，从而致使恐惧的恶性循环。对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建构世界性的共同体，希望人类的这种“共同福祉”有益于人们共同应对风险，减少乃至消除风险的发生以及它们所衍生的恐惧。

　　在交互学习中获得生命力

　　由于各自的审美志趣与关照对象并不一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构建出多种形态的共同体，不过，这些基于“生命体”和“人类”视角建构的共同体，绝非一个僵化的关系，而是在交叉与相互学习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其一，在关照对象上，每个共同体各有侧重，但是它们都将人类视为终极关怀的对象。例如，基于英国工人阶级对平等权的诉求，威廉斯提倡一种团结的文化共同体；面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对独立的渴盼，萨特建议一种文化自主的共同体；等等。表面上看，这些共同体依据“生命体”、“尊严”与“全世界受苦的人”等低限度的标准，来构建和检验各自体系，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体应该是包容的、开放的，并希望每个共同体都能分担人类所承受的困顿。

　　其二，在倡导的原则与宗旨上，每个共同体各有偏重，而这些原则与宗旨是“世界性的共同体”应具备的基质。例如，哈贝马斯提倡共同体成员相互理解与互相学习，从而完善人们的个体性与社会性；鲍曼提醒共同体中的人们要相互关心、彼此依赖，减少各自所承受的恐惧等。不过，从终极关怀上讲，这些共同体期望借助所有原则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团结的、自由的安全居所。这些原则包括平等、民主、包容、公正、协商和团结等，它们既要维护共同体的文化多元性，也要找到多元文化的共通性与其中交往的纽带；既需要有效地解决地域性的事件，又需要有效地缓解重大事件对人类的困扰。同时这些理论家通过探寻既有共同体的缺陷，为完善“世界性的共同体”提出建议，如制定有制约性的法律等。

　　其三，在凸现“共同文化”重要性方面，每个共同体各有特色，但是这些共同文化都可化为“世界性的共同体”的基石、内部交往的纽带以及自我完善的保障。各个共同体所挖掘和展现的共同文化并不一致，但是整体地看，它们所凸现的有些观念是“世界性的共同体”的重要基质。例如，对“生命体的尊严”与“自然的扶持”的强调，有益于“世界性的共同体”召唤更多人共同建构这个幸福家园。

　　作为“星丛”的共同体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为共同体赋予了“星丛”特征，即共同体需要担负多种功能，需要发挥多种交往中介的作用与多个阶层的力量，同时需要吸取多种思想资源。

　　这些“星丛式”的共同体既要给予人们以整体的幸福契机，也要使诸多群体感受到平等的对待。这里，对人类幸福的思虑，让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群体的幸福探究获得了延伸和拓展。为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以协商和团结的方式，共同应对风险和恐惧，其中既要区分对待各种风险和恐惧，又要整体地审视这些风险和恐惧，这使得哈贝马斯等人视域中的共同体需要同时兼顾多种角色。另外，他们的共同体思想始终将具体群体视为关照对象，这是他们构建共同体的一个初衷，也是检验这些共同体是否有效的标准。

　　这些“星丛式”的共同体以艺术和哲学等方式作为交往纽带，以知识分子与大众等作为最主要的建构者。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眼中，共同文化涉及艺术、哲学和宗教等，乃至共同的创伤性经历等，这些纽带在为人们提供学习和团结的契机同时，也为他们编织出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导致他们不会因为争执而走向仇恨和冲突。韦尔默认为，艺术和哲学既能增进人们的交流和团结，还能提升他们的认知，丰富他们的精神内涵。关于共同体的建构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与大众应该为主要群体，因为知识分子一直以幸福关照的态度来构想共同体，并依据时代症候来修正自己的观念，而大众则期望在团结的共同体中获得更多的安全和自由，所以他们是最坚定的建构者和实践者。

　　通过吸收多种相关资源，这些“星丛式”的共同体获得了更多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幸福契机。基于自我认识的提升以及现实所涌现的新问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以学习的姿态汲取着其他理论家的共同体思想资源，这既丰富了他们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又使得这些共同体更富有包容性，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成为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读的重点对象。例如，当以“尊严平等”（康德语）的态度来看待所有生命体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共同体更能彰显它的平等和公正等原则，能邀请更多异质身份的人加入共同体中。另外，通过继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现代性等资源，韦尔默丰富了共同体的交往途径，他相信“星丛式”的共同体能为人们创造出更多商谈和合作的机会。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及其启示”（HB16WX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