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蒂玛·哈拉克:消除非洲安全“顽症”还需标本兼治
2017年11月30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0日第1342期 作者:本报记者 白乐

  原题:除非洲安全“顽症”还需标本兼治——访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前主席法蒂玛·哈拉克

  法蒂玛·哈拉克(Fatima Harrak),摩洛哥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她先后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及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003—2008年为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2009—2015年,先后担任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总部位于达喀尔)副主席、主席。她是非洲、欧洲及美国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也是多部作品及学术论文的作者,研究主题包括北非和西非的伊斯兰教改革、伊斯兰学术传播中的非洲妇女、撒哈拉奴隶制度与非洲等。

  

  见到法蒂玛·哈拉克,是在2016年10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七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当时,她刚刚结束在“中国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紧接着就来出席论坛。“这次来中国只有短短的几天,感觉有太多东西要学习了。学者们的发言都十分精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到他们更多的观点。”会议间隙,法蒂玛·哈拉克对记者说道。她的眼神流露出对知识的无限渴望,那种勤于学习、毫不懈怠的劲头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期,记者对法蒂玛·哈拉克进行了一次有关非洲安全历史与未来的专访。当前,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形势依然脆弱,部分地区和国家冲突四起、政局动荡。“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势力向非洲持续渗透,不断发起恐怖主义攻势。谈到这些,法蒂玛·哈拉克显得忧心忡忡。她强调须标本兼治,不仅注重解决当前非洲面临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更应努力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采访中,记者可以感受到她对非洲这片“希望的大陆”的深沉关切。

  通过发展解决安全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底,中国宣布将在未来3年同非洲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和平与安全位列其中。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重视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主导作用。总体而言,您如何看待中非安全合作对于中非关系的意义?

  法蒂玛·哈拉克:不同于西方国家将军事演习、武器出售、军事基地建设和安全部队培训置于合作计划之首,中国发展出了一套“软实力”优先于军事力量的原则并用以指导中非合作政策。当前,中国的在非行动和话语符合其两大国际政策并受其指导:一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他国主权;二是通过发展解决安全问题。第一个原则意味着,中国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自主解决非洲问题,充分尊重非洲国家主体地位;第二个原则意味着,中国主张通过发展的思路来治理非洲安全问题,从发展这一根源出发,标本兼治。

  中方认为,贫困是不稳定的源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因此,在他们看来,支持非洲大陆的经济崛起,即是对非洲安全问题的贡献。中方的援助对于非洲应对层出不穷的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然而,随着一些非洲国家如索马里、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不稳定形势和暴力冲突持续扩散及一些非洲地区如北非、西非、撒哈拉地区、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现象不断膨胀,中国与非洲正面临着一些难题,而非洲正在经历的地区不稳定事件及遭遇的安全威胁或多或少会对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伊斯兰教不等同于恐怖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恐怖主义,从历史、宗教、政治等层面,您认为是哪些因素促成了恐怖主义盛行?

  法蒂玛·哈拉克:回答这一点,需要首先从恐怖主义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造成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目前,国际社会及相关学者都无法给出一个统一、准确的定义,不过他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出于有关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种族、民族或是宗教的动机,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

  内外部因素都会致使一国易受恐怖主义的攻击。内部因素包括:1.封闭的政治体制。一些非洲国家民主改革滞缓、无力消除当权者和普通民众的分歧等,为极端恐怖主义运动提供了立足的根基。2.国土边界问题造成的国力衰弱、国家状态失控。3.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分裂主义运动及民族分离运动。4.地区或民族间的自然资源冲突。5.不良的经济环境,如贫困、失业、精英与民众之间不断拉大的鸿沟等,为异化主义及激进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6.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草根的社会底层地位与宗教因素的结合。

  外部因素包括:1.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国内恐怖主义借助网络全球化和人员自由流动两大手段实现跨国化。2.地缘政治及国际联盟。“9·11”事件之后,一些国家政府与美国在所谓反恐战争中形成的国际结盟,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成立和壮大进一步提供了诱因。3.国内冲突的国际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具体到非洲而言,恐怖主义在非洲盘踞有着怎样的历史特殊性?

  法蒂玛·哈拉克:我们知道,“9·11”事件对跨国恐怖主义的蔓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在“9·11”事件之前,恐怖主义在非洲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造成的结构性遗留问题,是造成非洲国家落后状况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恐怖主义长期盘踞非洲的核心因素。

  尽管二战后非洲国家通过独立运动争取构建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模式,然而,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实践,20世纪80—90年代非洲国家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调整计划带来的严重负面后果,以及一些为了个人利益而侵犯国家权益的行为,严重加剧了非洲国家中“司法独立”现象的产生、“影子政府”的兴起及一系列社会病症的滋生。

  当前,国际社会开出了一系列包括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外部干预等政策“药方”,试图治愈这些出于贪婪和不满情绪的社会“顽症”。然而,这种“自由和平”的政策仍未遏制一些非洲国家的不稳定形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等国家,针对平民及非战斗部队的恐怖主义活动仍是常态。在索马里、卢旺达、利比里亚,大规模毁坏及种族灭绝时有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某些极端势力利用伊斯兰教频繁进行恐怖活动。一些人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在他们眼里,后者甚至成了前者的代名词。作为宗教研究专家,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法蒂玛·哈拉克: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是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狭隘定义,是某些政治立场的体现,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政治战略错误。这种定义狭隘地、人为地将有关“伊斯兰国”的讨论简单化,将其归结为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教之间的苍白无力的零和游戏。

  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相挂钩,涉及当今西方的两种研究理论:一种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偏见性认知体系),这种立场使得西方加剧了对伊斯兰教由来已久的敌意,甚至有将伊斯兰教排除出历史存在的倾向;另一种是二战后逐渐复兴的“正义战争论”(just war theory,一种源于基督教教会的古老思想传统,认为战争可以为伸张正义与重建和平而进行),这种理论在法律层面的合法化为其抵制借伊斯兰教之名的恐怖主义提供了充分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此说来,西方学界的一些研究可谓对当前伊斯兰教的隐性歧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法蒂玛·哈拉克:是的。其实,与其争论恐怖主义是否源于伊斯兰教,我们不如正视一些既有的事实:可以说,“伊斯兰国”是英法殖民者在阿拉伯地区背弃诺言的产物,是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外部军事干预的产物。伊斯兰教之于“伊斯兰国”就好比基督教之于美国三K党(又称白色联盟和无形帝国,是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种族主义组织,其对非洲裔美国人实施私刑、绞刑的暴虐程度骇人听闻)——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只是分别被加以利用,用以渲染这两个恐怖组织的仇恨情绪和凶残行为罢了。

  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阿布格里卜监狱美军虐囚事件等种种暴行,激化了伊拉克人对美军的抵触情绪。一批经受了压制、羞辱、痛苦的极端主义分子和分裂组织,笼络了一批同样遭受不幸和不满的社会成员,利用伊斯兰教进行非法的恐怖主义活动,将他们无言低沉的“隐形不满”转化为迅速蔓延、极富破坏性的“公开宣言”。

  然而,这种压制、羞辱、痛苦所激发的,是“伊斯兰国”既为施暴者也为受压迫者的双重身份。“以暴制暴”的性质,决定了“伊斯兰国”的历史只能是一部政治暴力史——而其中的一部分暴力根源,即是西方的暴力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暴制暴——您的这一观点精准地道破了“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实质。

  法蒂玛·哈拉克:2001年以来,一些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将武力使用认定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之一,以实现在道德层面将武力使用正当化的目的。由此,美国和欧洲宣扬的反恐战争理念都穿上了人道主义的话语权外衣。基于“保护全球公民义务”的反恐战争不再局限于一国,而试图将战争合法化的“正义战争论”也再度引发学界研究热潮。

  在我看来,这两种战争——所谓正义战争(文明战争)与恐怖主义战争(野蛮战争)没有本质区别。抛开战争的动机不谈,它们有着许多共通之处:1.均故意或无意导致无辜平民伤亡;2.都采用现代化的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战争策略及科技手段;3.本质上都为武装敌对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前者的“文明”性质与后者的“野蛮”性质似乎并无明确界限;4.即便二者都被纳入了法律层面,相关法律并未提供一整套真正的战争法规,而仅仅提供了一系列以道德为论点的法律语言——其核心语义元素也只是强调武力使用出于惩罚性目的。

  北非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北非可以说是当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重灾区。除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利比亚似乎也成为了跨国恐怖主义行动的盘踞地。

  法蒂玛·哈拉克:是的。自2011年起,北非的利比亚开始成为跨国恐怖主义的另一大目标盘踞地。自从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出于西方国家无力实施和平解决方案等原因,这个国家一直处在水深火热的混乱状态。

  今天,北非及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多国及北约强权主义军事干预利比亚政府的结果。利比亚治理结构的崩塌致使整个国家沦为了无人区——在这个无人区里,恐怖分子、军火商、各类非法买卖者肆无忌惮地游荡着。自2011年起,利比亚合法政府空缺所带来的,是其边境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国内安全机构不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扩散的事实,这为不法分子和罪犯逍遥法外提供了社会土壤。由此,利比亚沦为了本土和国际恐怖分子及非法买卖者在欧洲、北非、中东、撒哈拉—萨赫勒地区间穿梭的盘踞地和中转站。

  在利比亚受训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已经在突尼斯发动了恐怖袭击。而利比亚“露天的军火仓”正在使得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北非的势力进一步扩张——这一组织曾制造多起针对阿尔及利亚政府及来自撒哈拉—萨赫勒地区西方目标的袭击。

  如果利比亚危机一日不解决,和平解决方案一日不达成,这个国家将无法改变继续为恐怖分子利用的悲剧命运,这片国土上的非法买卖和武器销售也将持续泛滥。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大传统根据地的势力逐渐减退,它正在寻求新的盘踞地。因此,利比亚地区的安全情况只会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危险。如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利比亚部署行动。考虑到利比亚的经济资源和地理优势,武装分子的数量将会继续呈上升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2015年有300名摩洛哥人在利比亚训练,部分回流到摩洛哥发动恐怖袭击。目前摩洛哥国内的安全形势是怎样的?

  法蒂玛·哈拉克: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在2003年和2007年遭遇了自杀式炸弹袭击,2011年马拉喀什再次经历了此类遭遇。自此以后,摩洛哥发展出了一套全面的反恐策略,包括出台反恐法,加强边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制定反激进政策,建立地区和国际反恐合作等。

  摩洛哥的反恐法自2003年起正式生效,它推动了反恐情报搜集和相关的警卫工作。一个新的刑法程序在2011年通过,允许情报工作人员进行反恐调查,审讯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命令等,并且只要法庭或检察官允许,可借助电子跟踪或电话监听等高科技手段。2015年,摩洛哥一个重要的反恐执法机构——中央司法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Judicial Investigation)成立,与负责摩洛哥边境保护的领土监督总局一道,肩负起全国安全治理的任务。

  摩洛哥也加强了其国内反恐机构与其他国际伙伴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同时,摩洛哥也是许多地区特遣部队和反恐论坛的活跃成员,积极参与到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方方面面。今年,摩洛哥议会投票支持了欧洲委员会《关于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犯罪收益以及恐怖融资的公约》。

  摩洛哥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就是它下大力气在应对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制定了有效的策略。这些策略除了在宗教领域和情报通信领域加强管控以外,还十分重视经济和人文发展。例如,在过去的十年中,摩洛哥重点改善了清真寺的建设,并通过教育途径加强了对“温和伊斯兰教”的普及。捐赠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还策划了一系列符合伊玛目(Imam,原指清真寺内率领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人,后引申为伊斯兰教大学者、思想领袖)群体特征的课程,并对其进行了专门的教育培训。此外,捐赠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下属的穆斯林学者联盟开展了关于摩洛哥伊斯兰教价值观的学术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同步纳入教育课程体系中,为摩洛哥青年提供相关的宗教学和社会学类课程。这些打击激进主义的措施也扩展到了跨国层面,比如,摩洛哥为来自法国、加蓬、几内亚、肯尼亚、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和突尼斯等国的伊玛目也提供了相关培训。

  尽管摩洛哥针对打击恐怖主义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警戒和防卫措施,其政府仍对摩洛哥资深恐怖分子从非洲其他恐怖冲突多发地区返回本国表示担忧,尤其是当下,“伊斯兰国”还在不断煽动民众对摩洛哥君主制政体的抵触情绪,并持续呼吁向一些重要的摩洛哥机构和社会人士发起袭击,这不得不让摩洛哥政府心存疑虑。

  石油黑市加剧海盗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以来,西非恐怖主义组织逐渐延伸到几内亚湾沿岸。海盗袭击与有组织犯罪严重影响西非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减贫工作。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法蒂玛·哈拉克:几内亚湾是贵重商品如黄金、铝土矿、铁矿石及农产品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出入安哥拉和尼日利亚这两大石油生产国的主要路线。近期,在加纳、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发现了近海石油,这将使几内亚湾的交通运输更为繁忙。

  几内亚湾海盗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从邮轮上盗取原油和成品油并将其在黑市上销售。几内亚湾的海盗大部分来自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的海军力量在打击海盗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该国海盗已经将其触角延伸到了一些边界国家如临近的贝宁和多哥领海海域,而这些国家的海上执法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尼日利亚在打击海盗方面依旧任重道远。

  海盗活动的频发对这些地区的石油行业和海上运输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得原本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不得不依靠进口石油产品来弥补国内的石油供应中断及能源短缺问题,而这同时也滋生了不公平的资源开采制度。

  事实上,一些重要的产油国每天生产数百万桶石油,但只有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石油在本国进行加工提炼后用于当地消费,大部分的原油通过非法交易流入了国际市场。这意味着,国内仍然存在严重的石油燃料短缺问题,而国内的油荒反过来为非法石油走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原油流入国际市场,再从国际市场进口成品油以满足本国的能源消费需要——这一石油链上的双重风险加剧了海盗偷油行为。

  如果石油贸易的黑市依旧存在,资源管理不公、治理能力薄弱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几内亚湾的海盗偷油行为只会继续猖狂。

  《中国社会科学报》:几内亚湾沿岸国家薄弱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安全维护能力对于全面打击海盗活动仍将是一个挑战。在您看来,应如何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法蒂玛·哈拉克:打击海盗行动的责任还在于几内亚湾沿岸国家自身,石油公司只能起到协助的作用。而国际社会以海军援助或海军行动部署为形式的介入,只能帮助遏制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几内亚湾的海盗问题还需要从根本上找到解决之策。作为一种犯罪活动,海盗行为是贫穷、失业、机会缺失、不公平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因此,要消灭海盗,首先要消除贫困和不公。而消除贫困和改革治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警务管理和军事打击海盗行动只能取得短期效果。

  因此,在我看来,除了海上行动,陆上行动及海陆合作对于建立几内亚湾的海洋安全机制也很重要。一个全面的反海盗战略必须综合考虑长期和短期打击目标,以确保可持续的战略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西非和中非国家于2013年6月采取了首次反海盗的集体行动,在雅温德达成了《中非、西非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关于共同海事领域海上安全的声明》,表示愿意汇聚各国资源,一致消灭海盗、持械抢劫等几内亚湾非法海上活动,并表示欢迎来自联合国、非盟、西非和中非海事组织及其他国际海事组织的广泛支持。

  重建非洲大陆政治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国家治理能力而言,您认为非洲应该如何提高自主维和能力?

  法蒂玛·哈拉克: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极度剧烈的冲突困扰着非洲,这些冲突往往造成数以千计的百姓死亡,成千上万的平民流离失所。

  这些冲突基本为内部战争的形式,最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内战及种族灭绝大屠杀。1992年,非洲内战在全球内战总数目中的占比达到了46.7%。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非洲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联合国、非盟及更早些的非统组织维和能力不足。

  尽管非盟的成立曾为解决非洲内部冲突带来了希望,非洲大陆依然经受着安全和治理方面的挑战。2009年,马达加斯加发生了军事政变。2011年1月,一股“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推翻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政权。在经历了50年断断续续的痛苦内战后于这一年建立的南苏丹政权依然脆弱。2012年,军事政变在马里和几内亚比绍分别上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分地区、索马里、苏丹及中非共和国,冲突依旧不断。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卢旺达、布隆迪和摩洛哥控制的西撒哈拉地区,和平建设依然不完整。

  近年来在联合国或非盟引导下进行的维和行动只考虑到少数国家的和平重建(例如莫桑比克),然而,多数时候,这些和平重建也以失败告终。联合国和非盟的做法是“冲突管理”,但这种办法将重点放在控制冲突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上,而非寻求解决引起冲突的根本性对策。相反,与“冲突管理”相比,“冲突解决”或“冲突消除”的途径更强调在冲突方之间通过谈判和交涉达成协议,是基于多方利益和问题共享的更为全面的方法。

  我们需要一套灵活的、适应力强的政策工具,将冲突背后主观、复杂且深层次的利益需求加以综合评估。我们还需要回归并恢复非洲最初的、原有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下的传统的冲突消解方式才是解决非洲现今冲突的可行之道。因为这些潜在的或实际的冲突只有置于非洲特有的社会大环境下去解读时,才有可能根除。价值观和信仰、利益和需求、立场和行动、国家关系及全球网络——这些因素必须加以全盘考虑,从根本上探讨引起冲突的根源,才能对非洲的过去和当今有客观深刻的认识。

  那些曾经滋养着非洲大地、渗透于非洲社会的价值观,在非洲历史上曾逐渐遭到侵蚀并被外来体系取而代之。这给无法适应这种新型政治权利体系的非洲人民造成了一系列问题,而非洲的政治精英们对西方列强殖民势力的拥护及其随心所欲打造自己的政治势力,也是造成非洲社会不满与冲突纠纷持续的一大因素。因此,要消除非洲冲突的“祸根”,需要重新建立非洲大陆的政治秩序,从短期权利为主导的利益观转向以长期合作、人文要素为核心的价值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请谈谈您对于中非安全合作有哪些展望?

  法蒂玛·哈拉克:过去十余年来,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并积极在对非合作及国际维和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今天,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贡献者,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和苏丹等国家都分布有中国的维和部队。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的维和部队不仅仅是安全维护人员,他们还帮助建造和修复公路、清除地雷和爆炸物,往非洲运输大量的人道主义及其他相关物资,提供医疗服务,抗击疫情,在维和区域进行移动巡逻服务。

  如今,无论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参与非洲安全事务的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而大多数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人员偷渡、网络犯罪等都有跨国跨境的特征,这相应地需要中国与非洲及国际安全组织更为高效的多边合作。

  除了中国与联合国在非洲安全问题上的长期合作,我们同时也期待中国加大与非盟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从非洲方面来说,非盟领导下的力量也真诚希望加强与中国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我们深信,这一合作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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