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薇:立足国情体现特色 建设新型智库
2017年10月19日 08: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19日第1312期 作者:胡薇

  创新不仅停留在智库本身的层面,而且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智库的建设与创新不能够拘泥于自身,而必须同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改革与发展相协调、相对接。

  当前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动荡多变,国内外的种种问题与挑战对党和政府的决策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否充分利用社会各种智力资源,为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与实证研究支持,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智库建设成为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我国智库发展的特殊环境

  智库的运营方式和研究风格高度依赖于社会法律环境和文化传统。例如,西方国家的智库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民间智库为主流,而东亚地区则有官方智库为主的传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要以中国国情和时代背景为依托,尤其要注意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智库体系建设的最基本环境。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智库体系建设与发展的目标不同于西方国家,智库发挥功能的途径和方式也有自己的规范。我国的智库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游离于这一体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智库体系不可能像西方国家智库体系那样存在和发展。

  第二,尽管在我国智库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政府决策的研究支持机构则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设立了一整套的政策研究体系,包括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部门和半政府性质的科研院所等。这与政党和政府没有自己的研究部门从而需要借助外部研究力量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现有的政策研究体系,尤其是党政军内部的政策研究部门的角色转换及其如何与外部智库分工合作就成为必须加以仔细斟酌的问题。

  第三,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也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组织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研究合作的交易成本,打破了以往的专业分工体系,使得跨学科交流和综合性研究更具吸引力,数据的分享成为大势所趋,而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也降低了普通民众获得政策信息和进行政策讨论的成本,也使得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些趋势必然会对现代智库的形态和运营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观察上述特征,可以看到我国智库建设的基本环境与改革开放起步时的初始条件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都是既面临着对传统体制继承和改造的重任,又面临着时代赋予的机遇和挑战。在这当中,如何合理地确定原有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角色和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智库研究方式与组织形态的冲击,是成功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关键因素。

  坚持智库发展的“中国特色”

  在党中央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的要求与定位中,“中国特色”与“新型”是两个关键词。“中国特色”强调我国智库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因此,智库必须围绕中国问题展开研究,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国情与其他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研究方法体系,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正如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指出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此同时,它也要求我国的智库在研究视角和观点上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具有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新型”则是强调智库必须创新。这里的创新是全方位的,不仅指政策建议、研究方法、理念思路上的创新,而且包括组织形态、管理方式、服务方式的创新。《意见》中关于智库建设重大意义的第二款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赋予了新型智库更深的含义。它意味着,这里的创新不仅停留在智库本身的层面,而且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智库的建设与创新不能够拘泥于自身,而必须同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改革与发展相协调、相对接。

  围绕着“中国特色”与“新型”两个关键点,我国智库在当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特定职能。除了更有效地为国家和公共决策提供支持,智库也是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渠道,它一方面将公众意见和舆论反映给决策者,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研究和交流来贯彻和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意图,并促进其更好地加以推进和落实。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还是国内外政策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自己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与国际政界和学界的交流来宣传和解释我国的各项政策,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为了实现上述要求,第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要注重战略性、系统性重大问题研究,在纵观全局的基础上提炼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矛盾,解决事关全局性的突出问题。第二,智库必须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到方法体系,有在相关领域的深厚研究积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有理论前沿,又要有广泛视野和扎实的数据。第三,智库应该从我国的丰富历史经验和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形成具有中华特色的管理运行方式和智库文化。第四,智库要保持相对独立的研究定位,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保证研究成果的公正性与权威性。第五,智库要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要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扩大在世界上的学术与政策影响力。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思路

  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构建上,党和政府的职责应该在于总体框架的设计和运行环境的塑造,在此前提下鼓励智库根据自身条件探索最优运营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找到各自的合理位置。

  第一,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智库体系建设。这是我国智库体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可动摇的方针。各类智库也必须自觉地将实现我党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一前提之下寻求自己的定位和最优运行方式,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统一。党对于智库体系建设的领导作用,既体现在思想和体系构建上的直接指导,也体现在通过对智库成果评价和运用进行的间接引导方面。

  第二,遵循“增量改革”路径,实现体制内智库的角色转换。“增量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它在尽可能发挥体制内要素积极性并适当尊重其利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化解了改革阻力,并且充分利用体制外要素来发掘特定历史条件赋予的机遇。类似地,在我国的社会化智库体系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内部政策研究部门仍然是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长期上,我们需要逐步培育起外部的智库体系,使之能够满足决策支持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政策研究部门主要职责由具体的政策研究转为政策研究议题的确定、课题委托的智库遴选以及智库提出的政策方案与具体政策条文之间的对接和转换,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管理体制和人员构成的新陈代谢。

  第三,提高决策透明度,疏通智库议政渠道。建立健全公平、公开、公正的多层次政策项目委托机制,使各类智库有机会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政府的委托调查研究项目,或出任由政府组织的各种顾问委员会、政策咨询委员会、工作组的成员,以向政府输送智库人员、提交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等方式向政府决策层传递信息、推介自己的看法主张,为政府的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第四,加强智库评价体系建设,促进优胜劣汰。由于智库研究的专业性,公众很难对其成果的质量做出有效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的智库评价体系就非常重要。基于准确的智库评价,政府和公众可以了解到智库在不同方面的水平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对其观点的可信度和承担特定研究的能力做出判断,并对于低质量的智库形成声誉压力。专业的智库评价体系还可以遏制智库过度地通过媒体来扩大影响力的倾向,避免由于非专业判断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第五,发展学术自律组织,维护智库体系的基本秩序。除了通过政府部门的资助和法规对智库发展进行引导,还应该积极鼓励智库领域内学术自律组织的建设,通过这些自律组织实现对于智库体系的内部治理。在特定情况下,学术自律组织拥有较强的公信力和市场约束力,对于智库体系的运行也有更多的内部信息,通过与学术自律组织的配合,政府在智库管理上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六,在国际政策磋商与合作中积极发挥智库作用。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对外政策与文化交流。在国际合作中积极发挥智库作用,不仅可以扩大交流渠道,而且有助于提高外交灵活性,为官方对外政策提供“缓冲”。由于某些智库所具有的非官方身份,可以在立场和观点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在对外交往上享有更大的灵活性,更能够发挥与对方深入交流、试探更大政策空间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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