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与时俱进
2017年09月21日 08: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1日第1297期 作者:[美国]蒂莫西·肖(Timothy Shaw)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或许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转折点。首先,世界形势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对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追求、英国脱欧进入倒计时以及欧盟一些国家中右翼势力执掌政权,任何“新全球合作”都可能与之前联合国的设想产生分歧。其次,金砖国家日益崛起。经过十年的持续成长,21世纪之初,金砖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直到2020年,世界格局将呈现出不同趋势。2017年初,《经济学人》杂志就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进入2010年以来的首次同步增长阶段。

  国际政治经济学新变化

  随着两极世界的结束以及金砖国家的崛起,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出现的全球不平等和欧洲大规模移民,使人们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担忧加剧。

  不管从分析视角,还是现实情况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正发生改变。除了中产阶级和中等国家之外,在土耳其、韩国、印度和中国等地的一些新的大学和学术网络也在兴起,并且产生了一定影响。南方国家的新一代政治经济学者们,正越来越多关注到南南合作。

  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将会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比如几个不同的“世界”在全球危机和秩序调整中,是共同前进还是日益分离?这些“世界”包括从老牌的北大西洋/北太平洋组织,到欧元区和“欧猪五国”,以及新兴的“第二世界”,包括金砖国家、“灵猫六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CIVETS)、“薄荷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MINT)和“维斯塔五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VISTA)等。此外,还有中国的实力是否仍在上升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其他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国家有什么影响?中国是否会建立有利于北方国家的多边主义,还是会引领金砖国家以及亚投行、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建立新的全球规范?

  未来的新兴经济体和智库

  在新世纪,新兴市场的壮大,第二世界的新兴捐助国,尤其是金砖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体,以及新兴权力、技术等的出现,引起国际关系的转变。这一转变,带来对新兴国家、中产阶级、跨国公司、国家、社会等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更多研究和争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了“新兴”的概念,因为它强调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基础设施、网络和通道等的重要性。

  在国家关系方面,关于新兴大国和地区的研究也在蓬勃发展,其中一些或许会催生新地区主义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因为这些研究日益受到金砖国家和“欧猪五国”分化的影响。除了金砖国家,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有抱负的地区性组织。如此一来,值得思考的是,金砖国家是否会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内寻求更大影响力,而非仅仅停留在地区层面?

  随着国家数量,尤其是小国数量在21世纪持续增长,地区间协会和联盟也随之增加。甚至对于“丝绸之路”,根据不同的文化、生态、地理等,也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南方国家中新兴中产阶级的(再度)出现或被承认,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在消费、积累和污染等方面。因此,与汽车、服装、电子、娱乐、餐饮、媒体等相关的跨国公司、品牌和特许经营权,越来越集中在南方国家市场中。但同时,全球中产阶级中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也在增加。因此,一些药企,比如生产胰岛素的诺和诺德公司在向南方国家转移。据统计,非洲现在是此类公司增长最快的市场,尤其是在资源类商品生产和出口国家,比如加纳、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政策研究中心和大学、智库等不断涌现,致力于对金砖国家和区域主义的研究,比如新德里的金砖国家中心以及汉堡的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等。

  新兴的“全球”问题

  过去的十几年中,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出现于南方国家的全球问题,以及北方国家中由于过度消费和污染等引起的非传染性疾病等问题。在不久的将来,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和危及人类健康的病毒、人畜共患病等问题,也会归为此类新兴全球问题。这些新兴问题还将扩展到计算机病毒和网络犯罪等。在近期的全球和区域性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治理将岌岌可危,比如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债券和交易所基金、风险对冲和养老基金等方面。同时,那些根深蒂固的领域,比如能源、卫生和旅游等的范围和技术正被重新定义,它们向全球化、跨国和数字方面不断发展。

  面对这些新问题,鉴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局限性和不可控性,联合国已经阐明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这其中包括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支持建立恰当的、创新形式的治理模式。

  目前来说,援助模式更多是合作而非直接援助,随着民营资本、电子移动基金、对外直接投资、养老基金流入南方国家以及洗钱等活动的开展,政府开发援助在跨国转移中占比在缩小。并且,现在非洲国家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中。非洲尤其是东部和南部非洲的数字技术、移动通信和金融行业,引进了金砖国家如印度和南非的品牌。同时,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企业所提供的线上游戏、搜索引擎和电子商务以及华为的硬件,给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提供了更多可选项。

  跨国治理及其研究方式的更新

  正如“治理”一词正在被重新定义/表述一样,“跨国”这一概念也在被重新发掘和修复。自20世纪70年代被罗伯特·基欧汉(Keohane)和约瑟夫·奈(Nye)提出来之后,“治理”一词经历了被边缘化的处境。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跨国”定义为各种跨国关系的综合,包括交流、冲突、教育、环境、劳动力、跨国公司和宗教等,这些关系的平衡一直处于发展演化过程中。斯图亚特·布朗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一个更为“经济学中心主义”的框架,囊括了市民社会和海外汇款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与特点为我们思考当代治理的挑战与创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相应地,标准化与评估形式也在日益普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建立起相关行业的认证体系,包括渔业、林业认证规程。为实现此类的跨国治理,需要建立公共网络等创新体系,以期改进旧式的、排他性的国际治理模式。跨国治理日益呼唤新型的分析模式,因为传统的建制性的国际关系规则已经不足以分析目前的形势。

  (作者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教授;杜梅/译)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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