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人类、物质以及信息的流动，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速度上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和提升。互联网技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演进，也正在重构原有的社会发展格局。一些人类学家开始将研究视野投向互联网及其中的人与文化，于是出现了“互联网人类学”或称为“网络人类学”的新的人类学研究分支。

　　超越虚拟与现实的界限

　　由于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与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往的真实性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传统人类学用于解释人际交往的理论方法是否同样适用于网络虚拟空间？互联网人类学对此展开了新的理论探索。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姬广绪说，从人类学意义上讲，互联网同货币一样，体现了人类社会交往进化的需求。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现实”不再仅限于物理世界，其语境的建立不仅发生在线上，同时也发生在线下，虚拟世界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互联网人类学的产生及发展，不但为理解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和新颖的学科视角，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整合人类学资源，促进人类学同公众沟通和对话的平台。

　　姬广绪表示，西方互联网人类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社区恢复理论到亲密关系建构理论的变化，初期关注重点是互联网的使用，即所谓的科技驯化。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从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出发，对比真实的物理空间，希冀利用互联网工具性手段弥补现实人际交往的不足。而随着互联网发展进入“Web2.0”时代，交互数字平台和社区开始在网上涌现。在交互平台上，社区成员和用户可以主导生成内容和意义，社区的开放性更高，信息的分享和发布变得不再由社区管理员主导，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性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个时期，一些研究开始不再把虚拟和现实看成是彼此独立的空间，“虚拟”与“真实”逐渐成为了发展互联网人类学理论需要辨析的概念。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汤姆·毕昂斯托夫提出的“指示理论”认为，虚拟和真实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区分，而是共同作用于同一情境下，面对多元空间的多元身份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在这一阶段，随着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逐步深化，人类学家对于互联网的关注目光渐渐地从初期的技术驯化的角度移开，开始关注网络社交产生的中介性问题。

　　重视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

　　相较于海外研究者的学术探索，中国互联网人类学发展既有一定的基础，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手机网民占比达96.3%，移动互联网主导地位强化。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不断升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移动互联网的互嵌性也进一步深入。

　　姬广绪认为，在从地域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网络技术的不断扩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人口的流动打破了以往中国地域社会运行的基础，人际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网络人”成为一种形容今天人的身份属性的更贴切的表达。也就是说，个体一方面继续工作和生活于自己的组织、家庭以及更大的邻里中；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一重更加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们还会以与现实身份相同或不同的角色进入网络社会，并在其中大范围移动。国内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从“社会”到“人”的探索。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华芹从2003年开始关注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她告诉记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互联网在我国大众中的普及较晚，中国学界对网络空间的学术研究也相对迟了一步。互联网的发展对个人、社会产生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这些都是国内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大，比如除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外，一些“粉丝群”、“动漫群”、“二次元文化”等“亚文化”群体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提升了数据、材料的多样性，图像、影像、文字、表情符号等均已成为研究的重要资料。

　　对于互联网人类学未来的学科发展，刘华芹认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及时把握新出现的各种现象，并予以尽可能充分的解释。以开拓未知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不能忽视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不能忽视那些新出现的不确定的文化现象。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应当与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新的技术及其使用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