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脑科学、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一门试图通过神经科学方法探寻人类经济行为机制的交叉学科——神经经济学应运而生。

　　源于对经济学假设的反思

　　基于“理性”和“理性人”假设的现代经济学框架在20世纪日趋严整。“但是，现代经济学在逻辑实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其经验实证却始终举步维艰。”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叶航称，人们的经验观察与经济学传统理论假设存在偏离。

　　尽管20世纪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以实验手段与方法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但其方法论也备受质疑：人工塑造的实验环境与真实世界的经济行为是否具有高度拟合性。“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根本困境在于：当决定我们行为和心智的器官——大脑，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黑箱’的时候，对人类行为和心智的任何解释都很难达成共识。”叶航表示。

　　20世纪末，随着脑电图、脑磁图、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的发展，观测和研究大脑在意识、思维、认知和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兴起的神经经济学，试图融合经济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理论和方法，构建人类的一般行为模式，借此解释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特别是经济决策行为。”河南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刘金平介绍说。

　　从生理结构研究人类经济行为

　　神经经济学应坚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致力于从生物学角度探寻人类经济行为的运行机制。叶航告诉记者，“当我们试图探究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模式和神经基础时，就得面对生物长期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对人脑组织及其神经元连接方式的影响”。

　　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研究方法革新使研究人类决策的生理学基础成为可能，为神经经济学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谢志平表示，实验经济学认为，不同人的大脑可能按照不同路径去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一观点在神经经济学的磁共振脑成像技术运用中得到证实，具体表现为不同人在思考同一问题时，大脑神经元活动区域的不同。由此可以推论，人类存在的不同思维模式，可能是因为大脑中思考的区块不同。他提出，神经经济学可以用脑神经科学研究方法获得的数据，建立融合标准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神经科学方法的新的经济学模型。

　　“脑成像技术第一次提供了一种可以有效探索大脑细微之处的工具，并且是在对被试者没有伤害、相对安全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验。运用实验的方法结合神经科学工具可以更好地帮助理解人类的经济决策机制，以及选择、偏好、风险寻求或回避、评价、偏向、权重、斗争、获益和损失等活动的机制。”刘金平认为，这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行为决策中的作用，理解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以及二者在行为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拓展传统经济理论

　　除了工具性意义，脑神经科学技术更扩展了经济学的学科边界。叶航介绍，“神经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深化与拓展，首先体现在对人类理性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实证研究”。

　　关于“理性”，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曾经提出所谓的“好像”（as if）理论。但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心智是自身长期演化的产物，如果“理性”真能使我们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那么它就不仅仅看起来“好像”是“理性”的。揭示“理性”形成过程的真实机制，而不仅仅满足于所谓的“好像”，成了神经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

　　在过去10多年，神经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合作，在动物和人身上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叶航告诉记者，通过这些实验，现在已经基本证明，包括人在内的动物神经系统确实能够计算每种行为可能的满足度。“不是在逻辑上，而是在经验上实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机制，无疑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深化。”他说。

　　除了对“理性”的确证，神经经济学对人类经济活动中“非理性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也进行了研究。叶航提到，如神经经济学对人类“趋社会性”的研究。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学界对其仍有质疑的声音。刘金平表示，当前神经经济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样本规模较小、人类神经解剖定位的模糊不清、血液动力学反应的滞时、由于信号微弱而造成的图像失真、时间分辨率低等，需要进一步改进。

　　谢志平认为，神经经济学在基本方法论层面还需要深化。尽管目前的实验发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可以掌握诸如脑成像、脑电图甚至身体内分泌的资料，但仍不足以解释人类内在的思维机制、理性的规律性，还需要架起可观测的特征与形成原因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