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技术、通信与政策实验室主任朱利安·托马斯（Julian Thomas）在“对话”网站撰文表示，人们通常认为互联网具有共享的特质，其在分配知识、教育、文化与市场资源时是公平的，但这种看法忽略了现实中的社会与经济差距。

　　数字负担能力下降

　　近几年，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进行网络活动的频率大大提高，住宅中的电子设备也越来越多。尽管获取数据与设备的成本在不断降低，但对社会最弱势群体而言，这些仍是负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的逐渐深入，横亘在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等弱势群体面前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愈加明显。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联合其他学术机构于近日共同发布了《澳大利亚数字普惠指数》（Australian Digital Inclusion Index）的第二份报告。该报告从在线访问（online access）、数字能力（digital ability）与数字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三个方面收集了四年内澳大利亚各地的网络数据，对澳大利亚当前的数字普惠状况进行评分。

　　报告显示，2017年澳大利亚的整体数字普惠水平比2014年提高了3.8分，单在2016—2017年期间就提高了2分。但托马斯表示，澳大利亚富裕人口与贫困人口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2017年澳大利亚低收入人群的数字普惠评分仅有41.1分，比高收入群体低27分。

　　报告称，从2014年到2017年，澳大利亚的在线访问与数字能力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然而数字负担能力整体却呈下降趋势。托马斯认为，人们的可负担能力是影响数字普惠水平的重要因素。能否访问互联网对人们接受教育、行政、健康与商业等一系列的服务具有重要意义，数字负担能力的降低意味着低收入人群有可能享受不到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会逐渐在社会中落伍。

　　南非普瑞凯尔特基金会（Praekelt Foundation）董事会成员罗兰·特勒斯曼（Loren Treisma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人们欣喜于新技术为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时，也应注意到这其中暴露出来的数字鸿沟问题。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无法访问互联网，也享受不到随之而来的教育、健康、社会与经济红利。

　　移动设备增加成本

　　托马斯提出，目前澳大利亚低收入家庭用于互联网与通信服务等的支出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将近10%，中等收入家庭约为4%，而高收入家庭仅为2%。此外，数字负担能力的下降还揭示了一个新现象，现在约有1/5的澳大利亚人只通过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但是移动数据的获取成本要比通过固定宽带获取数据的成本高得多。

　　移动设备的使用量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托马斯表示，低收入家庭、失业人员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只通过移动设备接触互联网的比例较高。虽然这部分人口也享受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红利，但从整体上来看，他们融入数字社会的程度较低。根据最新数据，只使用移动数字设备用户的数字普惠评分只有42分，比澳大利亚的全国平均水平低14.2分。

　　托马斯认为，随着更多的基础服务与通信方式转移到互联网，提升澳大利亚互联网的包容性显得尤为紧迫，使普通民众能够负担得起数字服务将成为重中之重。托马斯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对数字负担问题进行政策干预。他表示，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煤气水电等基本公共设施固然重要，但互联网等基本服务也很有必要，政府应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对于只能通过移动设备接触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政府应找到新的方法提高数字普惠程度，如对通过网络进行的基本健康与社会服务免收流量费等。

　　数字普惠提高参与度

　　报告称，数字普惠的前提是人人都能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享受各种福利、接受教育与服务、管理个人财务以及实现与外界的联系等。然而，目前看来，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并不是公平分配的，某些群体或个人仍面临访问互联网的现实阻碍。

　　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创新中心主任罗恩·约翰斯顿（Ron Johnston）建议澳大利亚调整数字发展战略，以提高本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约翰斯顿表示，在数字政府建设等方面，澳大利亚整体表现良好。但在数字技术相关的国际排名中，澳大利亚并不靠前。利用数字普惠尽力去填补“数字鸿沟”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提出，数字普惠旨在让每个人都能有效地接触并使用数字技术，不仅仅指拥有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其核心就是提高个人社会与经济参与度，即个人可以通过网络与移动技术提高技能、教育水平与生活质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