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卡尔·波普尔哲学的“贫困”
2017年08月03日 08: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3日第1262期 作者:刘振

  如果说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界产生过诸多不能令人信服的“思想偶像”,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无疑身在其中。1945年,波普尔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此书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腔调,使波普尔在冷战背景下声名鹊起,迅速成为西方知识界的偶像。据说,波普尔发现了整个西方集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根源:一种追求“乌托邦社会工程”的贫困的历史主义。波普尔式“零星社会工程”与“批判理性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严肃对待?

  波普尔始终坚持的两个基本政治观点是:第一,西方民主社会是迄今“最好的”政治社会,优于其他一切政治秩序;第二,西方民主社会相当不完美,存在诸多“迫在眉睫的恶”,由于社会中存在“迫在眉睫的恶”,社会改造势在必行。不过,由于民主社会已然是“最好的”社会,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没有必要,民主社会仅仅需要借助“零星社会工程”解决“迫在眉睫的恶”。对于波普尔而言,否定整体性社会改造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体性社会改造缺乏正当性。在波普尔看来,从整体上改造社会的正当性必然基于对社会的“乌托邦”构想,这一构想在西方的源头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波普尔认为这一诉求绝对不可能实现。因此,源于柏拉图的“乌托邦”社会理想是“最危险的事物”。

  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波普尔必须解决的困难是:倘若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到“美好社会”的基本结构,美好社会的实现就仍然有其可能,即使仅仅是部分可能。反之,任何严肃的“社会工程”是否都离不开对“美好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这一困难使波普尔必须证明,人的理性不可能获得关于“美好社会”的真正知识。因此,如果要真正看到波普尔政治观点的谬误,必须深入到波普尔的知识论之中。

  第一,波普尔的社会政治观点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波普尔相信,社会科学不可能认识社会的整体,因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整体知识。波普尔抛弃了基于部分认识整体、基于整体认识部分的社会科学传统,相反,他未经反思地接受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成问题的预设:社会科学只能试图认识诸多“事实”及其“原因”,不能认识社会整体。这必然意味着,波普尔在以此否定认识“美好社会”的可能之时,已经同时否定了其基本政治观点:西方民主社会是迄今“最好的”社会,西方社会并非就其个体、而是就其整体而言优于一切其他社会秩序。波普尔甚至将其可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推向极端。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不仅不能获得关于社会整体的知识,它甚至不可能获得关于“事实”的知识,因为人的理性本身就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只能获得关于事实的诸多“假设”。他从未认真考虑苏格拉底如何理解哲学探索与社会的关系,也从未认真考虑作为怀疑论的“批判理性主义”如何与任何政治社会相容。

  第二,波普尔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倘若不存在关于社会整体的知识,何以断言社会就其整体而言不可认识?由于波普尔同样相信,社会科学必须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社会科学不可能对价值及其秩序形成真正的知识。因此,波普尔认为,政治社会中的所有价值选择都是“主观的”,似乎唯一正当的社会是对所有意见开放的“开放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市场”。但是,这也意味着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中,不再可能区分高贵的观念与低劣的观念,所有观念根本上都是“假设”。波普尔式“开放社会”抛弃了人的理性与知识、健全的善恶判断甚至诸自然权利的联系,本质上不再是一个“理性社会”。在诉诸相对主义时,波普尔事实上造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真正危机。

  第三,倘若要发现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根基,仍然有必要继续考虑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社会构想的另一个根源是“历史主义”。波普尔相信,如果历史从整体上是可认识的,这必然要求历史是可预见的。但是,波普尔预设,改变历史的最重要原因是科学,由于科学的变化不可预见,因而历史的变化必然是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如果说波普尔的历史观念以科学观念为根基,他并未充分探讨的问题是,何以科学的变化既不可预见,又是必然进步的。波普尔同时相信,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的典范,因此,他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最终基于自己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由于波普尔不相信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人的理性即使借助自然科学也只能获得诸多“假设”,因而真正的历史知识与政治知识必然更不可能存在。

  波普尔并未解释,倘若不存在关于自然的知识,如何理性地断言自然科学必然进步、何种“假设”更为真实。波普尔没有考虑过诸多科学假设的前科学“根基”,即使抛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性根基,波普尔仍然相信“观念市场”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由于波普尔并未证明,何以“不可预见”的观念或假设必然是进步的,他实质上将人类社会交托给了在历史中偶然变化的诸多意见。波普尔没有意识到,“批判理性主义”究其根本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尽管在一系列著作中从未细致解释过所谓“零星社会工程”,尽管所谓“批判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困难重重,波普尔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发现了自由理性社会的更高形式,并未检验其政治哲学在理论上是否前后一致。波普尔甚至自己承认,他对自由主义和“理性”的信奉不过是一个“非理性的道德决断”。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梁瑞
二维码图标2.jpg
重点推荐
最新文章
图  片
视  频

友情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 | 中国社会科学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146号 工信部:京ICP备11013869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zzszbj@126.com 本网联系方式:010-8588680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