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洪流淹没不了战争的创伤，“慰安妇”的血泪记忆不容忘却。7月5日，日军“慰安妇”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的近30位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与会。

　　会上，中韩专家联合披露日军“慰安妇”名簿研究成果，并呼吁各国学者共同揭露日军当年在东南亚等国家建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历史。

　　名簿研究成果披露

　　会上，中韩双方共同披露了浙江省金华市档案馆馆藏《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及相关研究成果。《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为朝鲜人同乡会会则及名簿，写于1944年4月。其中记载了135名“慰安妇”的相关资料。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苏智良认为，这份档案是日军在金华地区建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实施“慰安妇”制度的铁证。

　　浙江省金华市档案局局长陈艳艳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金华市档案馆发现了该档案，但一直未进行专门研究。2016年11月，苏智良一行到浙江省金华市调查“慰安妇”受害者情况，其间到金华市档案馆查阅《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后，肯定了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慰安妇”资料，并着手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和翻译。

　　苏智良表示，“鸡林”是古代新罗国的国号，有泛指朝鲜半岛的含义，所以朝鲜人同乡会以“鸡林”为名。名簿中的统计栏目，有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据他的初步解读，名簿中与慰安所相关的人员共计147名，占名簿中总人数的70%。其中慰安所老板7人，管理人员5人，“慰安妇”135人，涉及金华地区10个慰安所。

　　苏智良研究发现，该名簿记录的在金华的朝鲜人有店员、社员、组员、点心商等各种职业，其中包括宪兵队翻译和慰安所主。但唯有百余位年龄记录为20—30岁、名字特点明显为女性的人没有登记职业。对照名簿，这些女性基本是按“现在住址”栏目一批批记载的，且居住地与“慰安所主”等相同。也就是说，这些女性与慰安所的从属关系是十分清楚的，进一步说，这部分没有标明职业的女性，可以认定为是慰安所里的“慰安妇”。“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鸡林会的干部也十分清楚，因此在同乡会名簿中，隐去了这些‘慰安妇’的职业。”苏智良说。

　　目前，《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的相关信息，已经得到田野调查和文献史料的佐证，其中一位年逾90岁但不愿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人证也指认了相关信息。

　　苏智良告诉记者，《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所披露的10个慰安所，只是金华地区日军慰安所的一部分。由此，更可以看出二战时期日军开办为军队服务的慰安所的密集程度。

　　多国发现名簿档案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合作开展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日军‘慰安妇’不仅涉及中国人，还涉及朝鲜人、日本人，所以日军‘慰安妇’问题还需开展跨国研究，例如《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所载的朝鲜‘慰安妇’回到家乡后的人生轨迹、慰安所主战后的状况都有待进一步开展跨国研究。”苏智良说，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下一步应继续挖掘新的资料，关怀幸存的日军“慰安妇”，并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

　　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李信澈介绍，近年来，韩国也发现了与该名簿相似的档案。如将“慰安妇”记载为俘虏或护士的名簿，“慰安妇”乘船离开的名簿。此外，还有很多相关名簿在世界各个国家被发现，如去年在泰国发现的记录200多名“慰安妇”名单的名录等。

　　“这些名簿有待于进一步开展研究，有些也需要各国携手共同努力。”李信澈认为，现在最关键的是挖掘更多被害者的史实，这样的调查是让“慰安妇”恢复名誉的最重要环节。他认为，各国学者不仅要记住历史，拿出有力证据驳斥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行径，还要确保这样的灾难不再重演。

　　长期参与印度尼西亚“慰安妇”受害者资料收集工作的日本福冈西南学院大学教授木村公一说：“‘慰安妇’问题是犯罪，我们应该进行忏悔。日本没有对此进行忏悔，就不会得到重生。”他还说，“‘慰安妇’问题就像一把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会上，中国学者还发布了浙江兰溪县日军慰安所旧照和上海松江日军慰安所旧照，前者是浙江省兰溪市档案馆保存的，后者则是从一名已故日军的家属手中买来的。“上海松江日军慰安所旧照是日本军人自己拍摄的，这不可能伪造。”苏智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