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由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近百位学者围绕域外汉籍版本、东亚汉籍交流、东亚文明交涉与文化互动，以及域外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进行研讨。
研究范围扩大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表示，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域外汉籍不仅开拓了中国学术的新视野，而且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材料”。域外汉籍在今日的价值和意义，已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于“吾国之旧籍”的补充增益。它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文化对话者、批判者的“异域之眼”。
当前，对于域外汉籍的定义，国内外学界尚有不同的声音。台北大学名誉教授王国良告诉记者，“域外汉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起初重点研究的是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用汉字书写的书籍，也就是狭义的域外汉籍。后来，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发展，流传与保存在海外的中国典籍、国外翻刻和抄写的中国典籍等，也被中国学界纳入域外汉籍的研究领域”。
张伯伟表示，域外汉籍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它主要包括：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目前，这一定义被大多数学者接受。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汉籍，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个汉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以汉字为书写文字。所以，域外汉籍的研究对提升汉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张伯伟表示，域外汉籍的研究能够增进东亚国家之间的了解，促使它们寻找到共同的文化根基，利于东亚各国求同存异，营造安全、合作的国际环境。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开展域外汉籍研究有利于提升东亚研究的学术话语权。“我国学界的研究方法多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然而，域外汉籍的研究则有利于学者总结东亚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张伯伟说。
发现新问题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交流日益频繁，域外汉籍逐渐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早期条件有限，学者们常常要奔走于东亚各国图书馆，用最原始的方式，耗费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收集到第一手的域外汉籍资料。
近10年来，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现已成为学界日益重视的领域。关注域外汉籍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域也越来越广。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了最早的东亚汉籍研究机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此后，台湾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纷纷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域外汉籍的整理资料和研究专著，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等。
“在西方国家，域外汉籍研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域，相关研究者也不多。但这是个很有趣的领域，将吸引更多学者的目光。”加拿大约克大学讲座教授傅佛果说。在东亚其他国家，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韩国古典翻译研究院等，都有较为大型的域外汉籍数据库。这使得学者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一些很好的域外汉籍资料。
“也正是由于资料的积累，使得当前域外汉籍研究从较注重新材料的整理，逐渐转变为更注重对新问题的阐释，以及对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张伯伟表示，新材料必须和新问题、新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成学术重建或典范转移的结果。
这些新问题、新方法也吸引着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域外汉籍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领域，已经成为21世纪人文学术新的增长点。”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水上雅晴表示，在该领域研究中，经学、史学、文学、目录学等传统学术的学者构成了研究群体的基本部分，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这方面研究。此外，最近一些日本学者开始利用微型观测器详细分析敦煌文献的纸材，这说明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也逐渐扩展。
在整体视域下研究域外汉籍
“在域外汉籍的蓬勃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相关资料重复影印等。”张伯伟认为，即使是从未影印的材料，在影印时也应做好解题工作，尽量保证材料收集的全面性；而针对影印过的材料，应做一些更精细的加工，进一步提升材料整理的学术性。
张伯伟说，各种文学观念、文体变迁、典范的形成与转移、书籍的环流与阅读等，往往会产生很多新问题，需要用新方法来处理。可以把东亚汉文学研究当成一个文学理论实验室，重新思考东亚汉文学的位置和意义。
“一切文学史都是某种被归纳出来的结构，研究者和批评家有义务赋予这些概念、范畴某种关联性，而单纯的民族语言学归类法不足以对它们加以论证。”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研究不是国别研究，应当把其中的选题放在整个东亚汉文化圈的视域下进行整体研究。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提炼域外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此，傅佛果表示，西方学者更注重微观研究，但能将东亚整个领域联结起来的大局观同样重要。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提出，在资料众多的情况，除了注重资料的汇总与整合，还应以问题为中心。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取资料，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东亚各国传播与交流中的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