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唐前文馆是先唐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为文人提供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并从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对文学进行规导。

　　文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机构，秦汉以前即有类似机构的设置。自汉武帝以来，各王朝政权都以各种名义设置了不同的殿阁，以掌管图书，编修书籍，起草公文，教授生徒。两汉间知名的殿阁有石渠、延阁、广内、兰台、天禄、曲台等十八种。魏晋南北朝，台省殿阁皆盛养学士，风气演进，蔚为大观。此间文献记载的馆阁多达十几种，其中有名的有曹魏的崇文观，宋、齐的总明观，梁的文德省、华林省，陈的德教殿，北齐的仁寿殿、文林馆，北周的兽门殿、麟趾殿、通道馆。这些文馆多是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兼掌著述等务。此外，各朝还有以教授生徒为主的学馆，亦兼具文馆性质。

　　以上所说，还只是先唐文馆的第一大类：中央文馆。此外还有太子和藩王府馆，自晋至隋亦史不绝书，前后相望。这些文馆又往往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如梁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所开之馆，其兴起和运转，背后就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六朝权臣使府，亦具一定的文馆色彩和政治斗争背景。此外，秘书省、著作局、史馆等国家常设机构，更是长期存在的正规文馆。这些文馆在汉隋政治社会上层存在长达六百多年，馆中所聚文人众多，其所从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活动也较为繁杂，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馆阁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树立起藏书机构、学术机构和文学中枢的集体印象，成为一个民族对于庙堂文学和京城文化的集体记忆。在人们心目中，馆阁不仅是高等官署的标志，更是特殊文化身份的标签。在统治者那里，馆阁作为御用的文化机构而存在，其人员、活动都带有御用性，其设置带有临时性，其创作具有规范性、美观性，却从不强调个性。历代官方的这种行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必要的，对文学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

　　从正面看，文馆是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起着培养人才、引导风气、催生文体等作用。

　　首先，唐前文馆造就了一批馆阁作家。自汉至隋，文人担任过学士、秘书、东宫、王府官的占去大半，寒士所占的比重不大。这种一边倒式的作者构成，就是缘于先唐长期存在的贵族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就是根据门第高下授官，重要的文馆职官主要授予名门子弟，政治制度主要用来保障世族利益。由此，先唐各代有文化、能创作的，多是些出身高贵的殿阁学士、秘书著作，文馆则是这种制度在文化上的体现，学士是贵族文化观念在文学上的践行者。

　　其次，唐前文馆引导了各朝的文坛风尚。文馆学士多出身华贵，崇尚清雅，一旦进入文馆，文学就会向雅丽的方向发展。古代自西汉以下，之所以每个朝代的文学都存在着由质朴到华丽的发展趋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馆的存在和学士的推动。易代之际王业草创，人心思治，帝王感于时势，一般都是提倡节俭，反对奢华，文馆也刚刚成立，未成气候。文学受此影响，一般都比较质朴。后来随着形势稳定，文馆也相继建立，并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枢纽，文学在它的牵引之下，会向着雅丽、精致的方向发展。一旦新朝建立，旧的文学观念就会遭到批判，这时文学受新风气的影响，又会一度由丽返质。就这样，文学发展的趋势大体在质和文之间往复摆动，存在着代际变化，并和时运的交替对应。《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指的就是这一现象，对此加以文馆制度的考察，也有必要，毕竟文馆在唐前各代是一个关系到文学盛衰的关键部门。

　　再次，唐前文馆是研究和推出新文体的主要场所。现在可以确证，唐前有近十种流行的文体都是源于文馆。《沧浪诗话·诗体》提到的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谢灵运体、徐庾体、宫体，源头都在唐前馆阁，代表人物则是其中学士。这些人学术文化水平较高，创作经验丰富，观念相近，朝夕相处，容易把审美观念转化为文学作品，并通过名流的评骘来向社会提倡，引起世人仿效，从而形成时代性的文体。

　　文学个性的限制消弭

　　从反面看，文馆的建置对文学发展有限制作用。这表现在压制个性，制造平庸，模糊个性，突出集体。

　　同样是唐前文馆诗作，南齐和陈代、梁代和北齐相比，有时就看不出明显分别，感觉大同小异，都是未成熟的古体，要是抹去作者姓名，就更难知道作者为谁。不像唐代五七言律绝，特征显著，一望便知。唐前文馆作家很少贬谪外任，自入仕起就在台省、殿阁、东宫、王府几个主要文职官位上迁转，不像唐代有官员流贬和铨选制度，使文人在江湖廊庙之间频繁迁徙；更没有科举制度作平台，将体系之外的文人也吸纳进来，给创作带来冲击，文馆仅靠人员调动还难以实现朝野风气的互渗。

　　由此，一种沿自前朝的创作风气，竟可绵延数代，作家队伍的构成、审美趣味和创作趋向长期单一化。这种格局不但消弭了作家个性，还泯灭了作品的代际差别，压制了大量人才。社会底层虽然也有奇伟之士，但总是难以凸显。

　　儒林文苑的铺垫帮助

　　唐前文馆和文学的关系，还体现在儒林对文苑的铺垫和规导作用。所谓铺垫，是指文馆为文人提供了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文馆是以管理、整治、编撰图书为务，进了文馆，也就等于进了书府和学苑，对文人的帮助较大。汉晋周隋各体诗文都得到发展，社会从上到下对文学的爱好强烈，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得到重视，但是普遍遇到两个困难。

　　一是文献不足，错误层累，不便使用。不仅文献本身问题成堆，而且一般书籍藏在皇家，文人要是不身为朝官，便很难藏书数万，藏书宏富的多是朝官，出身秘书、著作等文职部门的尤多。因为这些地方多学者，有抄写和研讨的天然便利，到了这样的部门，学识和能力就能迅速提高。文馆作家知识广博，作品精丽，爱用典故，就是因为文馆读书条件及儒学氛围熏染所致。

　　二是缺乏通向政界和文坛的必要平台，多数人创作水平偏低。本来，诗文是抒发性灵的最佳途径，但对于那些天分不高的人来说，文馆藏书丰富，人才荟萃，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交往切磋，其诗文体格也有可能发生新变。文馆是一个集体，做事总是以单位名义进行，而学士也爱好交游，气类相通。在这样的地方，不仅个人的成长更顺，而且能较快融入文学主流，至少要比那些长期僻居一地的人好。

　　创作观念的规导影响

　　至于儒林对文学的规导，则体现在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唐前文馆本来是以尊儒重学为名成立的，招引的多为文儒，事务多在儒学范围，性质多是儒馆，真正的文学馆并不多见。自汉至隋，文馆的儒学氛围和色彩一直比较浓厚，经史一直是其中的主流学术，地位要比文学高，文学只能依附经史而存在，还难以脱离它自立。文馆作家的创作受此影响，也有浓厚的儒学气息，写出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儒学化的，与纯文学还有距离，魏晋以前尤其如此。即使齐梁文馆作家所作也带有较浓的儒雅味道，写出来的多是带丽色的古辞，不是真正的美文学。直到宫体诗出现，局面才有所改观。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儒学观念对文馆创作的支配性。文馆作家在文学观念上受儒家文学观的影响很深，在创作上总是自觉践行儒家文学观，有意识地把诗赋写得典丽温润，有馆阁风。在创作倾向、写作意图上很少贬刺，不能反映现实。一篇南朝学士诗作，要是抹去作者，就不知为齐为梁。受儒学影响，国史撰写和文学书编纂，在文馆中也被当成重要文学。为了服务政教，文馆学士还将诏令、奏议、表疏、书启等也当成正宗文体对待，看得极重，并且将士子官位升降与这方面写作能力高下挂钩，引导读书人在这些方面倾注大量精力。其结果就是先唐作品大量的平庸和少数的伟大，造成文学生产上的浪费。直到近现代，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馆阁制度与北朝文学研究”（16K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