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蕴含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将宏观调控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宏观调控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本土化概念。我们应高度重视其理论价值，将它打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为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提供思想武器。

　　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土化实践的概念总结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作为现象，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从1979—1981年计划经济色彩仍然浓厚的调控，到2014年开始的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调控，中国宏观调控经历过八轮实践的演进。作为概念，市场经济理论源于西方，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宏观调控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表述形式，但并非简单套用，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土化实践中形成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逻辑。

　　宏观调控概念的最早提出见于1988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此前有过“宏观调节”、“宏观控制”等提法。宏观调节的提法，最早见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宏观调节这一提法的针对性很强，是针对搞活微观经济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宏观与微观的区分，也就没有宏观调节。宏观控制的提法，最早见于1985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针对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不断膨胀，社论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示。”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报告将调节和控制两个措辞放在一起：“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邓小平1988年9月12日发表的《中央要有权威》的重要讲话运用了“宏观控制”的提法：“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宏观控制的针对性也在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与微观放活之间的矛盾，对微观放活之后不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要求的行为加以控制。宏观控制与宏观调节两者相比，前者刚性更强，直接管理的意味更重；后者弹性更强，间接管理的意味更重。1988年9月30日公布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公报，使用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措辞，一个能够同时体现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内涵的概念最终形成。

　　宏观调控是超越西方经济学的

　　“中国特色”概念

　　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演进以后，宏观调控的概念内涵不断丰富，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强调的“重大制度安排、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目标、多元化的手段体系”之四位一体基本框架。

　　国家治理体系所强调的重大制度安排，即指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我国《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议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重申，宏观调控权配置在中央政府，“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二元化的调控目标，指宏观调控的目标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宏观调控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强调规划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

　　与西方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界定以及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宏观调控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首先，西方经济学理论论及宏观经济政策时，并不关注结构问题，但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关注结构问题。其次，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中国的宏观调控并没有完全放弃源于传统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和规划手段。再次，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价值中立”，从来不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家制度安排联系起来，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表明，这是一个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概念。

　　将宏观调控打造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

　　理解宏观调控概念的“中国特色”，需要把握方法论的三个要点。一是要走出经济学理论“言必称希腊”的思想窠臼。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普世”化，以致一看到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相吻合的中国话语就加以否定。二是不能盲目地将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衔接的现象，简单、武断地概括为“中国特色”，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建设。三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明确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对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最终决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不同取向，予以科学把握。

　　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客观反映。第一，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特征要求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目标。一是以工农差异和城乡差异为表现的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之前，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制度化结构特征。三是东中西各区域之间的区域结构差异。第二，中国是赶超型国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集中规划，在强调长远发展和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宏观调控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居民等利益主体，其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对经济手段相对不敏感，对行政手段更为敏感，行政性手段仍有作用空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第四，中国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对于任何影响到国家整体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都必须在宏观层面予以调节与控制，宏观调控因此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强调的重要制度安排。

　　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蕴含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将宏观调控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一是要推动宏观调控理论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推动宏观调控理论研究成果社会化，及时将研究成果充实进高等教育教材、干部教育教材。三是要推动宏观调控研究成果国际化，推介中国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范式研究”（12CK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