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与书写，已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使命。近日，就如何展开中华文明史研究，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挖掘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

　　作为一种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中贯穿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认为，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与整体思维这五个方面。

　　袁行霈对每个方面都作了具体阐释。第一，古代思想家认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便用阴阳来概括这两个互相对立或互相消长的方面，认为阴阳交替变化、有序而调和就是治；第二，中华文明是以人为主体的文明，古人将人文与天文放在了对等的地位；第三，崇德即重视人的节操与修养，尚群即崇尚群体利益，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第四，中和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中和既是执政的准绳，也是为人标准和审美追求；第五，古人在看待事物时注重整体思维，强调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中华文明是一个大概念，这其中有不同的学派、人物等，他们从不同方面影响着社会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谈到，以儒道两家为例，二者从不同角度展现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对社会建构原则的看法，他们在社会演进和社会建构过程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在当前，如何建构有中国底蕴和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冯国超表示，要做好这一工作，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是关键，梳理中华文明史有着现实意义。

　　在世界文明大格局中考察

　　研究中华文明史要从不同的角度着眼，通常会涉及器物层面、体制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杨国荣表示，就思想观念层面来讲，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思想、思潮、人物都需要特别关注。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在文明的研究过程中、在社会体制构建的过程中，这些重要思想都有其历史地位。另外，对于各个时期的经典文献也需要格外珍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思想的载体之一。

　　在袁行霈看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趋势可以概括为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优良传统的同时，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之中。

　　袁行霈认为，在考察中华文明史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应当写出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吸收和借鉴。

　　秉持敬重与理性的研究态度

　　对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学术界在不停地回顾、反省与总结。杨国荣谈到，在研究中，仍需注意王国维先生所强调的“二重证据法”：一重来自“纸上”，一重来自“地下”，即一方面要重视传世文献资料、历史的记载；另一方面要充分注重地下考古文物的发掘参照作用。我们要更加具体地看待过去，更客观地回顾过去，在信古与疑古之间保持理性的张力。

　　袁行霈也提出，文明史不是科技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的简单拼合，更不是一部百科知识全书，既不能脱离各门专史，又要力求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力求作出总体性的描述。另外，研究文明史必须重视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并且努力将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互证。

　　杨国荣总结道，在书写中华文明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历史本身，敬重传统，另一方面要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对文明演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历史限定问题也应当有一定的认识，而不能盲目去颂扬。既要有价值上的情感认同，也要有理性上的清醒认知。冯国超强调，在“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与书写”过程中，无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学者如何才能提升自身修养，做好中华文明史研究？冯国超表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总结出两点：一是道术相须，一是知行并进。所谓道术相须，即一种学问的根本宗旨必有具体的手段、方法与之相配合。这就好比一个学中医的人，只知医道，不知医术，则其医道亦不过是纸上谈兵。所谓知行并进，指学习知识与实践必须同步进行，方能掌握一种理论的精髓和实质。学者要有董仲舒那种“三年不窥园”的功夫，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仅仅凭借泛览古代经典的白话翻译和一些二手材料，根本不可能做到懂“真知”。至于做好“行”，其要求则更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便是中国哲学重身体力行，不重概念推衍，因为靠概念推衍得来的多是身外功夫。当今中国的经济、科学、军事等方面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