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社会不平等必须找到创新性方案
斯坦福学者探寻降低不平等“调平器”
2017年02月15日 08: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15日第1147期 作者: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悠然

  近年来,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现象受到学界关注。但其中大多聚焦于不平等现象何以加重,少有研究探寻经济不平等大幅减少的影响因素,以及历史上不平等缩减现象的相似之处。

  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专业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的新书《大调平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与不平等历史》(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沙伊德尔提出,从古至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从未以和平方式减弱,只有大规模暴力和灾难事件才是显著降低不平等的“大调平器”。近日,本报记者就该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思路采访了沙伊德尔。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促使您探索暴力和灾难对经济不平等的“调平”作用?

  沙伊德尔:作为一名古代社会史与经济史学者,我在研究中接触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暴力震荡过后经济不平等削减的案例,由此想到,它们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对我也产生了一定的启发。他在书中谈到,两次世界大战曾使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减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经济不平等的缘起有何看法?

  沙伊德尔:经济或物质的不平等源自于对超越维持生存所需“剩余”资源的掌握。人类对“剩余”资源的不均等分配早在远古“狩猎采集者”时期就已存在,但财富创造在农业社会达到了全新高度。牲畜驯养、粮食种植使生产资料得以积累和保存,而逐步演进的社会规范则定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包括代际传递的权利。健康、婚配策略和繁衍后代、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塑造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式,运气与努力的叠加则使这种不平等长期延续下去。

  从理论上讲,制度层面的再分配手段可以消除尚处于新生期的经济不平等,但事实证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组织形式,国家建立的权力等级制度和强制性力量,倾斜了获取收入和财富的机会天平,加强和扩大了经济不平等。在农业社会,国家通常使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劳动者的报偿和享受的公共服务与掌权者的贪腐、掠夺相比微不足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详细谈谈大规模暴力和灾难事件是如何减少经济不平等的。

  沙伊德尔:纵观人类文明的各个部分和发展阶段,稳定使经济不平等加深,暴力震荡缩小贫富差距,而和平削减经济不平等的例子几乎未曾出现。我将四类能够“抚平”不平等的事件或情形称为“四种调平的马术师”:全民动员战争、彻底的革命、国家失败、致命传染病。

  历史上的多数战争都对改变不平等于事无补,只会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只有全民动员战争才会深入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和资源,带来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议价”。全民动员战争还充当了政策平等化变革的有力加速器,推动了选举权的扩展、工会运动蓬勃兴起、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等。但全民动员战争基本上只发生在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两次世界大战堪称“调平器”的典范。拿破仑统治法国期间的战争、美国内战等战争的“调平”作用远不及两次世界大战,而古代战争系统影响财富分配的证据更是罕见。

  彻底的革命削减经济不平等现象也集中于20世纪,必须是十分剧烈的社会结构重组,才有可能重新配置物质资源获取途径,采用没收旧权贵阶层财产的方式重新分配或集体化、设定物价和工资标准等。更温和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虽有“调平”作用,但作用微弱。而近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则多是加重而非减轻不平等。

  国家失败曾经是“调平”经济不平等的“可靠手段”。历史上财富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富人或占据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或与位高权重者关系密切,国家对其经济活动也提供或多或少的保护。所以当国家解体时,这些优势地位、紧密关联和特殊保护便会消解,富人便要承担最惨重的损失。已知最早的是埃及古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卡德帝国。

  前三种“调平的马术师”都算是“人祸”,而第四种则是天灾。历史上天花、麻疹、黑死病等大型传染病的杀伤力远超过战争和革命。此外,土地改革、宏观经济危机、民主化、大众教育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平地降低经济不平等,但力度远不及上述四种,且效果较好时多与暴力震荡同时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四种调平的马术师”的作用通常会持续多久?如果没有新的暴力和灾难,经济不平等是否会减弱?我们现今处于和平年代,是否还有机会大幅削减经济不平等?

  沙伊德尔:大规模暴力和灾难后出现的经济不平等减弱并不持久。农业社会发展速度慢,不平等回升的时间较久,例如,黑死病消失150年后,欧洲人口和经济不平等水平才回到之前的水平。但在现代西方国家,不平等回升的时间较短,如1914—1945年间开始的不平等下降只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随后回升。当前,“四种调平的马术师”都在沉睡中:“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几率很低,彻底的革命也没有迹象显示将会出现,大多数国家不会轻易解体,传染病防治措施越发先进。这些变化确实说明发生强力削减经济不平等的难度非常高,甚至劳动自动化、人口老龄化乃至人类胚胎基因设计等新趋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因此,我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必须突破常规想法和做法,找到其他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本报华盛顿2月13日电)

责任编辑:韩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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