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原始社会（考古学界通常称为史前时期）的思想史，在以往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几乎都略过不写或仅作片段式的约略介绍。而被称作中国社会科学院“1号工程”的《中华思想通史》，将专门列有一编一卷来书写中华原始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

　　“思想是历史的精华”

　　原始社会中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的进化而得以发展，他们的思维、思想的深度、自然观（包括宇宙观）、原始宗教观、社会观等也都在逐渐演变、成熟，并成为商周社会思想意识的祖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表示，虽然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但并不代表没有思想意识。相对于以后的阶级社会，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所以要研究原始社会思想史，就应当关注原始社会人们的思维，关注思想意识和各种观念的起源及其在人类童年时期的演变轨迹。其中，思想史的起源问题与原始社会人们的思维发达过程、原始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而且，由于原始社会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不一样，原始社会思想史应当区分出几个大的段落。比如，旧石器时代人的思想相对于新石器时代人的思想来讲，应该是更原始、更简单的，观念意识层面多，思想认识层面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此外，原始社会思想史与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也是同步的，原始思想的演变和社会复杂化的步伐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把原始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与文明化进程的研究结合起来，并体现出“思想是历史的精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看来，对原始社会思想的认识近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学界大多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始于夏商周三代，但现在学界已普遍达成共识，很多思想观念在原始社会已经出现，比如礼制思想等。而且，当时的思想观念是多元的，各个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思想体系。尤其是在史前时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等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的源头

　　原始社会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王震中表示，诸如原始宇宙观、原始宗教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私有观念、社稷崇拜、君权神授等重要思想，在原始社会都已萌芽、发展，有些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占据重要位置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源头、原型。

　　在距今5300多年前的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玉龟，在其腹甲和背甲之间夹着一块玉版，玉版上刻有代表“四极八方”的图案。王震中介绍，至少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玉龟在当时是一种宗教法器，也就表示当时人们在占卜时，已考虑到了“四极八方”这个问题。同时，玉版中又有“内圆外方”图案，也就是说“四极八方”与“天圆地方”是结合在一起的，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一思想观念一直影响着我国上古社会，是我国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的雏形，也是体现中国原始社会思想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中国古代，“社稷”常被用作国家的代称。最初，“社”代表土地之神，“稷”代表谷物之神；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给社稷之神赋加了许多社会功能，“社稷”也成为国家的象征。在原始社会，“社”和“稷”的崇拜已非常明显。比如，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属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发现有祭祀“社”的方形祭坛和祭祀天的圆形祭坛。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对社的崇拜划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红山文化对“社”的崇拜就属于原生形态，而商周时代对“社稷”的崇拜就属于次生形态。

　　关注思想形成的地域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社会丰富多元的思想文化中，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治理理念等在不同的地域间也有所差异。

　　在何努看来，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最突出的就是神权，相对来讲，政治王权弱一些。长江流域宗教祭祀思想比较发达，以大量的玉器为神器，神玉是一个突出的表象，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而中原地区的突出特点则是集权思想较发达、政治王权较突出，神权的地位则相对弱。另外，中原地区祖先崇拜非常强烈，而且出现了“中”的观念认识，中心、中正、中道等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出现这类差异与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有关，但对当时社会的思想认识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说清楚的程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思考探索当中。

　　同一片中华大地，为什么思想上差别如此之大？何努告诉记者，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适用于对当时历史的研究。经济基础不一样，所以才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从而就会不同。具体来讲，一方面是依赖于经济基础，比如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原地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人们相对来讲较为务实，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太崇尚奢华，从仰韶文化到庙底沟文化的考古情况来看，较少出土玉器。另一方面则与环境、资源、生存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水灾、天灾等有关系。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思想观念的形成。

　　运用“精神文化考古”方法

　　文字不仅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更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而原始社会尚无文字，因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就显得格外困难，尤其是进一步挖掘探究其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充分注意考古材料，这是由思想史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怎样探古人何所思”，是何努多年思考和研究的题目。他介绍，思想史研究在时间上要拓展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或被称为史前的时期，就必须依赖考古学进行探索。“精神文化考古”是探索史前思想观念最有效的路径。考古资料都是片段的实物，虽然或多或少地蕴含着原来的思想观念信息，然而其本身却无法直接告诉我们古人的思想与观念，必须通过一些适用于思想观念信息提炼的考古学方法，我们称之为“精神文化考古”。

　　对考古资料进行思想解析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耿超也认为，精神文化考古等相关理论的探讨将促进对考古资料的思想研究。